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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椿，字介群，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生于江西省新建县赐福乡，祖籍江西省龙南县。父亲徐绍师，税卡职员。徐永椿从小念了１０年私塾，能背诵四书五经，并且学会了珠算。１９２７年春，始入小学读书，后入南昌一中，毕业后报考了中央大学森林系。
森林系是中央大学学生较少的系，徐永椿那一班只有３个学生：徐永椿、朱济凡、袁同功。因学生少，师生接触较多，关系比较密切，得到老师的教导与帮助也比较多。当时教树木学的是树木学家郑万钧教授，杨衔晋是助教。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徐永椿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杨衔晋指导下，把中央大学森林系标本室的标本都看了一遍，有时还到郑万钧工作的中国科学社去看标本，系统地学习了树木学。１９３８年徐永椿毕业后，经郑万钧介绍到中国木业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除全面了解公司所在地峨边县的森林垂直带及树种分布外，还为公司改进了运输木材的滑道，解决了阔叶树材的水运问题。１９３９年７月，徐永椿应我国第一代林学家张福延（字海秋）教授的邀请，到昆明参加筹建云南大学农学院，从此开始了５０余年的教学生涯。１９３９年８月１日云南大学农学院宣布成立。该校森林系是我国成立较早的森林系之一，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是西南林学院的前身。徐永椿除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在台湾台中农学院任教半年外，一直在该校从事教学和教学领导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该校历经抗战时期的搬迁，５０年代的院系调整，６０年代的下放疏散和７０年代与北京林学院合并、分离等多次变迁，直到１９８３年改为西南林学院。徐永椿从３０年代开始筹备建校，直到８０年代该校成为初具西南特色的、培养多层次林业专门人才的高等林业学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历尽坎坷，矢志不移，始终热爱林业教育。在５０年的教学生涯中，直接教过学生１０００多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林业科技人才。徐永椿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为表彰他为林业教育作出的贡献，１９８５年６月，昆明电视台曾拍摄他的事迹专题片，并相继在云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映。１９８５年，中国林学会给他颁发了“从事林业工作５０年”荣誉证书。１９８８年中国植物学会给他颁发了“从事植物学工作５０年的科学家”荣誉证书
森林系是中央大学学生较少的系，徐永椿那一班只有３个学生：徐永椿、朱济凡、袁同功。因学生少，师生接触较多，关系比较密切，得到老师的教导与帮助也比较多。当时教树木学的是树木学家郑万钧教授，杨衔晋是助教。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徐永椿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杨衔晋指导下，把中央大学森林系标本室的标本都看了一遍，有时还到郑万钧工作的中国科学社去看标本，系统地学习了树木学。１９３８年徐永椿毕业后，经郑万钧介绍到中国木业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除全面了解公司所在地峨边县的森林垂直带及树种分布外，还为公司改进了运输木材的滑道，解决了阔叶树材的水运问题。１９３９年７月，徐永椿应我国第一代林学家张福延（字海秋）教授的邀请，到昆明参加筹建云南大学农学院，从此开始了５０余年的教学生涯。１９３９年８月１日云南大学农学院宣布成立。该校森林系是我国成立较早的森林系之一，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开端，也是西南林学院的前身。徐永椿除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在台湾台中农学院任教半年外，一直在该校从事教学和教学领导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该校历经抗战时期的搬迁，５０年代的院系调整，６０年代的下放疏散和７０年代与北京林学院合并、分离等多次变迁，直到１９８３年改为西南林学院。徐永椿从３０年代开始筹备建校，直到８０年代该校成为初具西南特色的、培养多层次林业专门人才的高等林业学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历尽坎坷，矢志不移，始终热爱林业教育。在５０年的教学生涯中，直接教过学生１０００多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林业科技人才。徐永椿是云南林业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为表彰他为林业教育作出的贡献，１９８５年６月，昆明电视台曾拍摄他的事迹专题片，并相继在云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映。１９８５年，中国林学会给他颁发了“从事林业工作５０年”荣誉证书。１９８８年中国植物学会给他颁发了“从事植物学工作５０年的科学家”荣誉证书
热心培养中国树木学的专门人才
徐永椿是老一辈树木学家，对中国树木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３９—１９４９年，他虽讲授过许多课程，但以树木学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从事树木学教学。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为满足教学需要，他曾主编过华南、西南协作区树木学教材，参加了南京林学院、北京林学院分别主编的树木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多次编写校内使用的树木学教材。我国幅员辽阔，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树种丰富。基于这一情况，为使树木学教材更好地适应教学需要，更具针对性，徐永椿于１９８５年春与南方几所农林院校的树木学教师共同倡议编写树木学教材南方本。这一倡议后来得到林业部批准。目前，编写工作正在进行中。
徐永椿培养了许多树木学专门人才，这是他对树木学的一大贡献。他除了给大学生讲授树木学外，还带进修生、研究生。他的学生遍及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不少人成为科研、教学、生产骨干。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谭沛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任宪威、云南大学孙必兴教授、南京大学生物系赵儒林教授、曾任昆明市园林处处长的胡秀荃等皆为徐永椿的学生。他对学生言传身教。学生业务上凡有所求，他都乐于指教，百问不厌。他针对研究生的课题，把自己多年教学和研究中收集的书刊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要求研究生“学树木学，不但要学好理论，而且要从实践中学习，经常到野外去，多做调查，多采集标本，这样才能学得好，学得扎实”。一次，他阅完研究生的考卷后说：“大家的成绩都很好，但字写得不很好。希望到你们毕业时字写得比现在好一些。”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使研究牛们深受教育。多年来，徐永椿每年都带学生去野外实习，除滇中地区常来常往外，还先后到过丽江雪山、景东无量山、宾川鸡足山、云龙天池、保山、文山、河口等地，足迹遍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他在７５岁高龄时，还带领４名研究生去西双版纳、澜沧、孟连、临沧等地考察实习。
由于徐永椿对树木学所作出的贡献，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在湖南大庸市举行的中国林学会树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与会代表一致推举他为中国树木学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１９８８年１１月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徐永椿是老一辈树木学家，对中国树木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１９３９—１９４９年，他虽讲授过许多课程，但以树木学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从事树木学教学。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为满足教学需要，他曾主编过华南、西南协作区树木学教材，参加了南京林学院、北京林学院分别主编的树木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多次编写校内使用的树木学教材。我国幅员辽阔，地跨热带、亚热带、温带，树种丰富。基于这一情况，为使树木学教材更好地适应教学需要，更具针对性，徐永椿于１９８５年春与南方几所农林院校的树木学教师共同倡议编写树木学教材南方本。这一倡议后来得到林业部批准。目前，编写工作正在进行中。
徐永椿培养了许多树木学专门人才，这是他对树木学的一大贡献。他除了给大学生讲授树木学外，还带进修生、研究生。他的学生遍及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不少人成为科研、教学、生产骨干。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谭沛祥、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任宪威、云南大学孙必兴教授、南京大学生物系赵儒林教授、曾任昆明市园林处处长的胡秀荃等皆为徐永椿的学生。他对学生言传身教。学生业务上凡有所求，他都乐于指教，百问不厌。他针对研究生的课题，把自己多年教学和研究中收集的书刊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他对学生要求很严。要求研究生“学树木学，不但要学好理论，而且要从实践中学习，经常到野外去，多做调查，多采集标本，这样才能学得好，学得扎实”。一次，他阅完研究生的考卷后说：“大家的成绩都很好，但字写得不很好。希望到你们毕业时字写得比现在好一些。”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使研究牛们深受教育。多年来，徐永椿每年都带学生去野外实习，除滇中地区常来常往外，还先后到过丽江雪山、景东无量山、宾川鸡足山、云龙天池、保山、文山、河口等地，足迹遍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他在７５岁高龄时，还带领４名研究生去西双版纳、澜沧、孟连、临沧等地考察实习。
由于徐永椿对树木学所作出的贡献，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在湖南大庸市举行的中国林学会树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全体与会代表一致推举他为中国树木学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１９８８年１１月选为名誉主任委员）。
以生态学观点研究壳斗科分类
几十年来，徐永椿既努力搞好教学，又致力于科学研究。４０年代末，他就开始壳斗科的研究，并著有《昆明地区栎属的研究》。７０年代以来，他与助手任宪威一道，对云南、西藏的壳斗科植物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表了《云南壳斗科的分类与分布》等１０余篇论文，编写了《云南植物志》第二卷、《西藏植物志》第一卷中的壳斗科和《中国树木志》第二卷中的壳斗科三个属。受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邀请，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壳斗科的三个属（三棱栋属、栎属、青冈属）。通过对壳斗科的研究、整理，发表了该科的新种２０余个，新组合２０余个，种的新分布记录１０余个，属的新分布记录１个。其中，《云南植物志》第二卷于１９８０年获云南省科委集体二等奖；《西藏植物志》为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课题，该课题１９８６年获中国科学院集体科技进步特等奖。
几十年来，徐永椿既努力搞好教学，又致力于科学研究。４０年代末，他就开始壳斗科的研究，并著有《昆明地区栎属的研究》。７０年代以来，他与助手任宪威一道，对云南、西藏的壳斗科植物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发表了《云南壳斗科的分类与分布》等１０余篇论文，编写了《云南植物志》第二卷、《西藏植物志》第一卷中的壳斗科和《中国树木志》第二卷中的壳斗科三个属。受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邀请，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壳斗科的三个属（三棱栋属、栎属、青冈属）。通过对壳斗科的研究、整理，发表了该科的新种２０余个，新组合２０余个，种的新分布记录１０余个，属的新分布记录１个。其中，《云南植物志》第二卷于１９８０年获云南省科委集体二等奖；《西藏植物志》为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课题，该课题１９８６年获中国科学院集体科技进步特等奖。
７０年代，徐永椿参加了《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一书的编写，该项成果获林业部集体一等奖。
徐永椿对壳斗科分类研究几十年，其主要特点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生态学原理引用到树木分类中，密切注意不同生境对树木的影响及所引起的形态差异，从而澄清了许多历史上沿用已久的同物异名。他通过《云南植物志》第二卷的编写，第一次系统地整理、研究了云南的壳斗科，使其种数比原先名录的种数少了许多。并且发现那些被归并的种，问题多出在如何看待模式标本上。徐永椿认为壳斗科有些种的分布范围很广，包括亚洲大部分地区。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山有高低，坡向有阴有阳，环境有林内林外，再加上人为的干拢，一个种的不同个体在形态上会有较大变化。若把一个种的所有个体都看作与模式标本完全一样，那是不科学的。换言之，就是要用生态学的观点认识模式标本。植物分类工作者要有生态学知识，要有野外工作经验，联系不同的生长环境来认识植物的变异，从而做到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否则往往会把某种植物在形态上的一点变异当成新种而造成混乱。此外，某种植物在分布范围内，对环境因素，主要是气温、湿度的适应，有一个最小、最适、最大的关系。分布于最适环境内的个体最能代表该个物种，分布于最小与最大适应范围内的所有个体，越接近两端的环境，个体的形态变化可能越大，但仍然是该种的个体。超过最小与最大值，该种的个体便不能生存，这是一般规律。
其次，徐永椿认为，模式标本是分类单位的名称所依附的分子，但不能绝对化或迷信模式标本。种内的不同个体是有变异的，环境变化越大，个体形态上的变异也就越大。模式标本只是某物种在分布范围内的“随机取样”而已，而不是某物种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分子。如果盲目迷信模式，看见某个个体与模式有些差异，就认为是新种或变种，这对植物分类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十分有害。
徐永椿对壳斗科分类研究几十年，其主要特点是应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生态学原理引用到树木分类中，密切注意不同生境对树木的影响及所引起的形态差异，从而澄清了许多历史上沿用已久的同物异名。他通过《云南植物志》第二卷的编写，第一次系统地整理、研究了云南的壳斗科，使其种数比原先名录的种数少了许多。并且发现那些被归并的种，问题多出在如何看待模式标本上。徐永椿认为壳斗科有些种的分布范围很广，包括亚洲大部分地区。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山有高低，坡向有阴有阳，环境有林内林外，再加上人为的干拢，一个种的不同个体在形态上会有较大变化。若把一个种的所有个体都看作与模式标本完全一样，那是不科学的。换言之，就是要用生态学的观点认识模式标本。植物分类工作者要有生态学知识，要有野外工作经验，联系不同的生长环境来认识植物的变异，从而做到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否则往往会把某种植物在形态上的一点变异当成新种而造成混乱。此外，某种植物在分布范围内，对环境因素，主要是气温、湿度的适应，有一个最小、最适、最大的关系。分布于最适环境内的个体最能代表该个物种，分布于最小与最大适应范围内的所有个体，越接近两端的环境，个体的形态变化可能越大，但仍然是该种的个体。超过最小与最大值，该种的个体便不能生存，这是一般规律。
其次，徐永椿认为，模式标本是分类单位的名称所依附的分子，但不能绝对化或迷信模式标本。种内的不同个体是有变异的，环境变化越大，个体形态上的变异也就越大。模式标本只是某物种在分布范围内的“随机取样”而已，而不是某物种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分子。如果盲目迷信模式，看见某个个体与模式有些差异，就认为是新种或变种，这对植物分类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十分有害。
创建树木标本室
云南是举世瞩目的“植物王国”。在云南要教好树木学课程，首先就要收集云南的树木标本，建立树木标本室。徐永椿到云南的第一年冬季，就跟随张福延到滇西采集标本。后与庐山植物园秦仁昌、冯国眉一同到丽江雪松村及黑白水一带采集，又步行到鹤庆、剑川，金华山、满贤林，再经牛街、邓川、大理、下关沿途采集。共采得标本约２００号，做了４个标本柜。这就是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的开端。
１９４０年，郑万钧从法国带回标本约４０号，徐永椿接下了这批标本。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大离开昆明时又接下副号标本数百份，同期还从昆华农校仓库里收集了吴中伦、蔡希陶、俞德浚、王启无采集的标本约百余份。１９４７年，结合大姚县志的编写，徐永椿带领森林系两个年级的学生和几位年轻教师到大姚、宾川、大理等地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采集活动。采得标本４００余号。这次采集一行１０人，途经盗匪出没之地，师生们只好雇马帮驮着标本，每人杠一根木棍作武器防备盗匪。在大理上苍山采集时无干粮可带，以土豆充饥，白酒御寒，十分艰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永椿应台中农学院教务长之聘，于１９４８年７月到达台中农学院担任副教授，讲授树木学，为期半年。他在教课之余，克服困难，不失时机，迅速开展了对台湾树种的调查与采集。每周除了两天上课时间外，经常带一个藤包外出采集，曾两上阿里山，看到完整的气候带和相应的不同层次的森林垂直带，并力所能及地采到一些标本，如红桧、扁柏、台湾杉及台湾华参等。还曾亲临八仙山林场，冒着乘运材的架空索道的危险，采到了台湾铁杉的标本。在嘉义的热带果树试验场，采集了一套果树标本约４０余种。在台湾期间前后共采集树木标本４００多种，１０００余号，这些标本均收藏于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成为大陆上收藏台湾标本较多的标本室之一。
几十年来，徐永椿在教学实习、科学考察活动中，还从全国各地采集了大量标本。即便是出差或开会，也要顺便采集标本，每次外出，几乎都有标本带回。
在徐永椿领导下，通过其他教师的共同努力，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已具有一定规模，收藏标本近１０万份，包括全国各地尤其是云南的乔灌木树种约５０００种，积累了一定的文献资料。为教学、研究及编写《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云南树木图志》等创造了条件，作出了可贵贡献。历年来，它接待了许多来参观、研究的国际、国内各类参观人员，为西南林学院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贡献。
云南是举世瞩目的“植物王国”。在云南要教好树木学课程，首先就要收集云南的树木标本，建立树木标本室。徐永椿到云南的第一年冬季，就跟随张福延到滇西采集标本。后与庐山植物园秦仁昌、冯国眉一同到丽江雪松村及黑白水一带采集，又步行到鹤庆、剑川，金华山、满贤林，再经牛街、邓川、大理、下关沿途采集。共采得标本约２００号，做了４个标本柜。这就是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的开端。
１９４０年，郑万钧从法国带回标本约４０号，徐永椿接下了这批标本。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大离开昆明时又接下副号标本数百份，同期还从昆华农校仓库里收集了吴中伦、蔡希陶、俞德浚、王启无采集的标本约百余份。１９４７年，结合大姚县志的编写，徐永椿带领森林系两个年级的学生和几位年轻教师到大姚、宾川、大理等地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采集活动。采得标本４００余号。这次采集一行１０人，途经盗匪出没之地，师生们只好雇马帮驮着标本，每人杠一根木棍作武器防备盗匪。在大理上苍山采集时无干粮可带，以土豆充饥，白酒御寒，十分艰苦。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永椿应台中农学院教务长之聘，于１９４８年７月到达台中农学院担任副教授，讲授树木学，为期半年。他在教课之余，克服困难，不失时机，迅速开展了对台湾树种的调查与采集。每周除了两天上课时间外，经常带一个藤包外出采集，曾两上阿里山，看到完整的气候带和相应的不同层次的森林垂直带，并力所能及地采到一些标本，如红桧、扁柏、台湾杉及台湾华参等。还曾亲临八仙山林场，冒着乘运材的架空索道的危险，采到了台湾铁杉的标本。在嘉义的热带果树试验场，采集了一套果树标本约４０余种。在台湾期间前后共采集树木标本４００多种，１０００余号，这些标本均收藏于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成为大陆上收藏台湾标本较多的标本室之一。
几十年来，徐永椿在教学实习、科学考察活动中，还从全国各地采集了大量标本。即便是出差或开会，也要顺便采集标本，每次外出，几乎都有标本带回。
在徐永椿领导下，通过其他教师的共同努力，西南林学院树木标本室已具有一定规模，收藏标本近１０万份，包括全国各地尤其是云南的乔灌木树种约５０００种，积累了一定的文献资料。为教学、研究及编写《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云南树木图志》等创造了条件，作出了可贵贡献。历年来，它接待了许多来参观、研究的国际、国内各类参观人员，为西南林学院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