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用相柳的血，三仞三沮，砌成金字塔，由此可见，金字塔的石块用的是类似水泥的物质浇制，并非天然的石头所制成。现在的考古发现也已证明这一点。
但金字塔并非大禹初建，在此以前已有共工之台。台（共工之台）之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就是狮身人面像，似乎更应该叫做蛇身人面像才对。
再看地理位置，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昆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现在的肯尼亚（东非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应该有它一定的道理），柔利，现在的尼日尔以及尼日利亚一带，古埃及比现代埃及大的多，范围涉及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地理位置正处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
本帖附件：公元前1785年－公元前1580年，史称“第二中间时期”，古埃及自称受到‘来自亚洲的' 的喜克索人的侵略，驾着战车作战的喜克索人击溃了埃及的军队，很快的便征服了整个埃及。
后来，埃及人学习并采用喜克索人的作战技术和武器，在公元前1570年将喜克索人逐出了国境，随后四处征战，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埃及帝国，这是埃及历史上的全盛期。
来自亚洲的的喜克索人，就是《大荒西经》中的西周之国，在两河流域。需要注意的是，此西周之国并不是周平王东迁之前的西周，但都是后稷的氏族。
西周之国与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有着关系，后稷的生母为有邰氏女曰姜原，也就是说他的母亲家族为炎帝氏族的有邰氏，我将另有文章叙述。
附：古埃及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古王朝时期（公元前2613-2160 ），中王朝时期（公元前2040-1750 ）以及新王朝时期（公元前1550-1086 ）。
法老时代是埃及的全盛期，但随着内乱外患来袭，埃及势力逐渐式微。后期的埃及遭逢了来自利比亚，亚述，努比亚，波斯以及希腊等民族的侵略，到了公元前30年埃及遭罗马帝国并吞，法老时代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古代希腊希腊上古称大夏，我国上古时也有夏朝，禹之子启即为夏朝的创建者。
那么启为何将他的王朝定为夏呢？因为启的封地就在希腊，启将他的封地的名称沿用至他建立的王朝，夏的读音就是希腊。当然现在的希腊并不是古希腊。
颛顼产伯鲧，居于大穆之阳。大穆即现在的多瑙河。
《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白马即现在的巴尔干半岛，鲧的封地就在巴尔干，大穆之阳即为希腊之所在。
鲧之子为禹，禹之子为启。公元前2146年至公元前2137年时鲧治洪水，不成功后被杀，估计禹的氏族专门负责治理江河，于是禹再度被任命治水。经过20年的努力后水患方平。
鲧之死也是启篡夺中央帝国政权的原因之一，当然势力强大也是一个原因。
希腊南方海中的克里特岛的克里特即为启的古代读音，岛上的米诺斯文明的米诺斯即是禹的古音，禹的名字叫作文命。
禹后来因为相柳肆意毁坏河道，率领军队征战埃及。在埃及杀共工之臣相柳法老的古音），筑金字塔（众帝之台），名声大噪，势力壮大，权倾一方。
米诺斯文明的消失实际上是由于启举族东迁造成的（他要去做皇帝了嘛），加上后来的火山爆发造成海啸将旧址破坏贻尽而消失，直至近代被人发现挖掘，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遗址。
启夺权后终止了从上古沿袭下来的“禅让”制度，父传子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大清国的灭亡！


俄罗斯与南斯拉夫的渊源
在北约空袭科索沃以及南斯拉夫联盟时，米洛舍维奇曾经宣布南斯拉夫加入俄罗斯联邦。当时就有许多人以为南斯拉夫是为了找一个坚强的后盾，才想并入俄罗斯联邦，其实不然，事实上这里面是有着一定的渊源的。
（我为瓦尔特的同志们感到悲伤，当年铁托总统历尽艰苦才让所有斯拉夫人团结在一个旗帜下。铁托一死，老南斯拉夫联盟就土崩瓦解了，分裂后的新南斯拉夫联盟这么轻易再度放弃，非常不值。当然随着北约盟军的进驻，以及后来科什图尼察的当选，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了了之了。）
《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呜生岁十有二。
《大荒北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后土为句龙氏（勾龙氏），管理北方土地，句龙氏后来在春秋时又称皋落氏，清代称罗刹国，现译为俄罗斯，从古到今一直在中国北方。
后土又生信，信生夸父，两个同为炎帝氏族，赤狄别种。
后土生噎呜，噎呜就是末代炎帝榆罔，榆罔被黄帝打败后，中央政权也被夺走，上古最伟大的英雄蚩尤也是共工之子，他先被黄帝任命为少昊，蚩尤不干，后又被任命为风后，蚩尤还是不干，坚决要谋反，并带领氏族与黄帝氏族作战，兵败后逃至美洲大陆，又被黄帝派遣雨师应龙追至凶犁之谷杀死，而后他的同族兄弟信的儿子夸父也被杀。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
雨。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凶犁应该处在南美洲的东北角，即现在的苏里南（荷兰球员古利特的家乡，我忘了里杰卡尔德是哪里人了？）。
这也可以解释中美洲的玛雅人的图腾为蛇图腾和虎图腾的原因，因为蚩尤和夸父所属的共工虽是鬼方，实际上是由南方祝融来掌握的，祝融是兽方，下有蛇方，虎方，鹰方等等。玛雅人信奉的神为雨神，应为雨师应龙。而中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大部为蚩尤和夸父的遗族。有关玛雅我以后有空写一些。
句龙氏就是俄罗斯，夸父即斯拉夫。
因此，南斯拉夫与俄罗斯起源同一个种族，同是炎帝子孙，同为赤狄别种，所以科索沃问题发生后，南斯拉夫要求并入俄罗斯联帮，也就不奇怪了。
另：夸父追日的夸父应该是后来夸父氏族的人。
《大荒北经》中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以上两段中，《大荒北经》应该为更为真实的叙述。
南斯拉夫最近已改国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联盟
两河流域文明在西方的历史中，一致认定现在文明最早的中心是苏美尔，大约为公元前3500，位于中东伊拉克南部由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形成的两河流域，古称“美索不达米亚”。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美）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说：“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当然奇怪了，因为他们是来自东方的蜀人。
黄帝氏族自公元前3627年左右从炎帝氏族手中夺取中央帝国的皇权后，地处广汉平原的蜀人便被西迁往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蜀人氏族应该是炎帝族群的分支。
蜀人也就是苏美尔人，这个蜀人与三星堆的蜀人为同一氏族，只不过西迁的苏美尔人更早的多。
《旧约全书》中称苏美尔为“希纳”（land of shinar），很明白就是“夏”。
后来因为两河流域发生了长达70年的干旱，辉煌文明被毁灭了。
郭沫若先生曾经考证巴比伦的古十二岁名即中国古代的黄道周天之十二宫，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罗门王与周穆王古籍《穆天子》中载在西周时（周平王东迁前的周，非早前的西周之国），周穆王西巡，在耶路撒冷接见西王母，旧约全书中记载为所罗门见示巴女王，《古兰经》记为苏来曼见示巴女王，实际上都是记载一件事。
周穆王名叫满，全名叫周穆满，上古读音与所罗门。
《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示就是西，巴是方的古音，示巴女王也就是西方女王。所统治的国家在也门一带，在昆仑虚北，正处在埃塞额比亚的北面。
直至近代，埃塞额比亚的海拉西一世皇帝还自称系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血脉。

匈牙利国名的由来并不是根据匈奴来的，自称‘上帝之鞭’的匈奴人在被汉朝军队赶出了北方草原后，渐渐西侵，经过五百年的生息，370 年，在伟大的匈奴王阿提拉的率领下，毁灭了强大的罗马帝国，但这并不是匈牙利的的由来。而黑山（黑塞哥维亚）和匈奴倒应该有些关系。匈牙利的读音来自黄帝的封地轩辕之国，黄帝生于轩辕之丘，有罴氏（有熊氏）音读近似为阿尔卑斯。匈牙利人认为第一位国王为阿尔伯特，更证明了这点，黄帝来自欧洲？或许吧，也不一定，因为只不过他的封地在奥地利、匈牙利一带罢了。
鲧，禹和后启的封地为大夏，在今天的希腊，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或许真是禹和启父子的王宫，启后来推翻了尧氏族的政权，建立了夏朝，由此看来夏朝和古希腊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当然今天的希腊人和古希腊人不是同一种族，并没有多少关系。
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的关系，炎帝氏族的勾龙氏（又称皋落氏）在黄帝时期任后土，黄帝虽打败了炎帝，但还是重用他的氏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博父；后土生蚩尤；蚩尤不顺从黄帝，与黄帝氏族发生战争，被黄帝击败，应龙杀蚩尤及其侄子夸父于凶犁之谷。夸父追日的夸父应该是夸父氏族的人。因此，南斯拉夫与俄罗斯起源同一个种族，同是炎帝子孙，同为赤狄别种，所以科索沃问题发生后，南斯拉夫要求并入俄罗斯联帮，也就不奇怪了大家知道，地球是一颗近圆的蓝色球体，从任何一个平面看，它都有八个方位，即东、南、西、北、东北、南、西南。西北，如果以中国的中原地区为基点，那么当时的" 天" 究竟在何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不容易，现在的典籍中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资料，尤其是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一个人曾经这样想过。但是如果仔细地研究，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以前没有人注意到的有利证据，它大致可以分为三条线：神话来源线、原始墓葬线、八卦定位线。
讲到神话，首先应该知道神话对我们此项研究的重要。
神话记述的历史，基本上都是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这其中就透露出我们祖先从前生活过的地区的信息，比如说，一个一直生活在大平原上的原始民族神话里，就不太可能出现高山的内容，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大山。同样，一个一直生活在高山地区的原始民族的传说中，也不太可能有大海的神话。但假如一个生活在高山地区的原始民族，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定居在大平原上，不管他们生活了多少代，那么在他们的原始神话里肯定会有高山的气息。神话就是过去历史的记忆。
在此以前，我们曾经反复强调，中国古代的神话是以天神话为核心的神话体系，因此，神话中心的位置与" 天" 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中国古代神话的中心点在哪里呢？稍微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上古神话是以昆仑山为中心的。昆仑山是一座了不起的高山，四周有800 多里，高万仞，开着九个大门，门口有威风凛凛的开明兽在守护着，黄帝和一大群神就居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珠树、文玉树、玎琪材、不死树，还有一种很怪的食物，名叫" 视肉" ，吃一片，长一片，永远也吃不完，无穷无尽。这里就是中国神话的中心，中国最大的神府——黄帝之宫就在这里，许多研究者因此而把中国神话说成是" 昆仑神话系".
从神话记载来看，昆仑山上连着天，下连着地。据说，凡人从这座山一直爬上去，就到了天堂一般的神界，这与其他关于天梯的神话有许多相同之处，实际它就是最大的一座天梯。因此，昆仑山的所在也就是" 天" 之所在，不论从什么角度说，都是合而为一的。
那么昆仑山又在哪里呢？
关于昆仑山的位置，中国人研究了近千年，至今还是搞不清楚。有人说，昆仑山就是现在新疆的那个昆仑；有人说，昆仑山在现在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南；也有人说，昆仑山根本就不存在，它泛指一切高山；还有一些人说，昆仑山是生殖崇拜的象征，而且十分肯定的说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


尽管昆仑山的位置没有确定，但昆仑山在中原（现在的河南）西北方大约是没有疑问的，《山海经》中的《西次三经》、《大荒西经》、《海内西经》里都有关于昆仑山的神话。
还有一条线索可以证明昆仑山在中原西北，那就是《穆天子传》。
西晋太康二年，汲县有一个人盗发古墓，无意之中从古墓里挖出一批竹简，这批竹简记载了西周穆王西行一事，后来的学者将此书定名为《穆天子传》。据当时人考证，被掘的古墓是战国时期魏惠成王之子襄王的陵墓，西晋大学者整理并注释了这部书。
周穆王生活在西周王朝的中期，即公元前960 年前后，距今已有近3000年，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人物，上古史籍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穆天子传》里十分明确地说，周穆王在西行途中，曾经到过古昆仑，参观过黄帝留下的宫殿遗址，并派了兵士看守保护。如果《穆天子传》可信，那么他就是到过昆仑山唯一的历史人物，因为在3000多年以前，当时的昆仑山上还有黄帝的帝宫存在。这反过来证明，昆仑山是存在的，关于黄帝的神话。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由于穆天子这个人，后来进了道家仙系，被仙话得不像个样子，竟然有穆天子和西王母一段风流韵事，所以学者们并不重视这部书，在考证昆仑山时，也不用它作为证据。我们认为，不管《穆天子传》有多少仙话的成分，但穆天子西行的主干还是可信的，《史记》、《国语》、《左传》、《尚书》、《竹书纪年》里都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怎么能一概不相信呢？如果这样疑古的话，恐怕可读的历史书不会很多。
《穆天子传》的前三卷详细记载了周穆王西行的情况，从哪里出发、经过哪里、会见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书中都有记载。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是按六十甲子来给日的，戊寅日到了哪里，庚辰日到了哪里，记载得十分详细。根据六十甲子推算，周穆王戊寅日从河南漳水出发，一路向西北行，渡过了黄河，在第104 天的辛酉日，登上了昆仑，参拜了黄帝之宫，中间曾经因为遇风雪、狩猎、拜会外方诸侯，耽误了一些时间，行进时间大约在两个月左右。
周穆王西行，是带着六众之师，都是骑马而行。这为我们寻找昆仑山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如果我们现在也能骑上马，以一个马队一天的行程计算，重复一遍当年西周穆王率六众之师浩浩西行的壮举，那么，就有可能找到昆仑山的位置，即使不能最后确定，但也能指出一个昆仑山大致所在的区域。
可惜，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我真诚地呼吁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个人或集团，资助一下像这样很有意义的文化考古活动。
或有人问：寻找昆仑山有什么意义呢？太有意义了！它的背后是关于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起源的问题，是寻根哪！


在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也有一则类似的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没有月亮，人类一到晚上都很害怕。有一位酋长决定牺牲自己，给大家带来光明。于是，他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向空中飞去，越飞越高，最后变成了月亮。现在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布曼族的神话也证明，在远古的时候，天空中根本没有月亮。
世界上有一个著名的谜案，那就是美洲玛雅文化的突然消失问题。他们虽然莫名其妙地消失在空气里，但却留下了极为发达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星算历法，堪称世界一绝。在他们留下的、始于大洪水之前的《编年史》中，人们奇怪地发现，里面竟然没有关于月亮的记载，这对于一个天文学高度发达的民族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论只能有一个：在大洪水之前，天空中根本没有叫月亮的东西。
在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曾存在一个叫阿尔卡获亚的古老国家，据当地人传说，阿尔卡获亚人在大洪水之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虑和悲伤，当时只有太阳，没有月亮，月亮是大洪水以后出现的。
距今大约4000年前左右，亚里山大里亚大图书馆的第一位馆长在他留下的文献中这样写到：" 古时，地球的天空中看不到月亮。" 他在写这份文献时，曾参照了很多远古时遗留下来的手稿和抄本，可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后来统统被毁，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他写下这话时所依据的上古文献究竟是什么。古希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阿纳克萨哥拉斯，也根据当时的一些资料说过，月亮在天空中出现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在人类的早期天空中没有月亮。
金史。天文志》中记载了一条更惊人的资料，其文如下：" 太宗天会十一年，五月乙丑，月忽失行而南，顷之复故。" 意思是说：金太宗天会十一年（公元1133年）五月（公历6 月）乙丑日（15日），月亮忽然偏离了运行轨道，向南行去，不一会，又回到它原来的轨道上。这条记载十分重要，因为它不同于其他的野史传说，竟然堂堂正正出现在国家正史当中。
对于这条资料应怎样看待呢？许多人可能并不相信这则记载，因为它与现代的科学观念出入太大。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对待古史的记载上，人们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已有的经验与知识出发，一旦不符合科学经验，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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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美洲
一、我最早知道《山海经》与美洲有关系一事，是在连云山所著《谁先到达美洲》一书中，读到一则介绍：
美国学者墨兹博士研究了《山海经》，根据经上所说《东山经》在中国大海之东日出之处，他在北美，试着进行按经考察，经过几次失败，他一英里一英里地依经上记过的山系走向，河流所出和流向，山与山间的距离考察，结果胜利了。查验出美国中部和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与《东山经》记载的四条山系走向、山峰、河流走向、动植物、山与
山的距离完全吻合……
真是令人惊讶：一个美国人，研究了中国学者都难以读通的《山海经》，并且据此实地勘察，发现了中国古人早已到达美洲！
这件事的确让我着迷。
后来，我又读到贾兰坡老先生为这个美国博士的著作《淡淡的墨痕》（《PALE INK 》，中文译著名为《几近褪色的记录》）所撰写的序言。更令我惊讶的是，那位凭借双脚踏勘美洲几列山脉的美国学者竟然是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或许是不同译者的译名，使连云山先生将亨利艾特。墨兹误认为男性；或许是觉得独自一人冒险走遍四列山脉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女子。有的译者将这位女博士的名字（Henrietta Mertz ）译为亨丽艾特。茉芝，这样，中国读者一看便知是位女性。而《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袁先禄在一篇题为《墨淡情浓》的访问记中，将被访者的名字译
为：亨丽埃特。墨茨。
据我所知，袁先禄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访问默茨博士的资深记者。遗憾的是，当我辗转寻访到袁先禄先生的夫人姚堤女士时，方才得知袁先生已然病故；而默茨博士呢，在袁先禄八十年代初访问她时，已经八十多岁，如今二十年过去，想来她已不在人世，令人黯然。好在袁先禄先生留给我们一篇《墨淡情浓》①，读了这篇访问记，我们好象跟随着袁先生一起，在风和日丽的芝加哥东南湖滨造访了默茨女士。
还有她留下来的那本浸透她心血的著作。
在这本书的原著序里，默茨博士回忆道，她是最先受到维宁（Edward Vining）有关著作的影响，并仔细研读了维宁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于是，“《山海经》里的这些章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着手对证古本，一里又一里地循踪查对并绘出地图……”
真是令人汗颜！一部中国上古流传至今的宝贵典籍，却是由一些欧美学者用尽心力地在进行着再发现。
《山海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地理历史著作。清代毕沅考证其“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然而由于其成书年代过早，且奇闻怪事、神怪传说等夹杂，难于考证，故而二千多年来，一直有怀疑者认为该书“闳诞迂夸，奇怪 傥”，连司马迁也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清代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干脆将《山海经》归于志怪小说一类。鲁迅也因该书记载了很多巫师祀神的宗教活动，而认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而疑古大师顾颉刚则更予以全盘否定。当然也有如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校订该书时，给汉成帝上表，力陈《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近年来学界对《山海经》的呼声日高。有的学者研判《山海经》，认为书中有关种种山神乃“鸟首人身”、“羊身人面”、“龙首鸟身”、“龙身马首”、人面蛇身”等等，其实是原始初民的图腾神像和复合图腾神像，源于先民特有的图腾崇拜。这个解释是合理的。至于巫师的祀神活动，是上古部落族日常必有的宗教活动。巫字本意就是指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是代替人们承接天意的人，故而原始初民社会，部落酋长往往兼具巫师职责，率领万民祀神。
至于《山海经》中记载的大量神话，也绝不能以貌似怪诞而简单地贴上神话标签，不重视其所传述的历史内涵。其实原始初民正是通过神话传说，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记录下来。《孔子集语。子贡第二》引《尸子下》，讲了一则孔夫子解读神话的故事。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过去，传说黄帝有四个面孔，你信吗？孔子回答，这是黄帝任用了四个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去治理四方，他们彼此不用协商就和谐一致，这就叫四面，并非黄帝真有四个面孔。这似乎为我们解读《山海经》中的神话提供了一种方法。
倒是美国学者默茨直截了当地指出《山海经》中大量的有如旅行记录般的客观记载：“谁如果仅仅念上几句这样的‘神话’，就会清楚地感到写这些话的人是诚恳的……一里又一里，里程分明的记录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梦想，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幻境。扎扎实实的、客观的事实是：”过流沙往南100 英里，曰秃山，大河东流。“②这里没有什么奇想。
于是，在反复研读推证后，默茨背起行囊上路了。她要像中国古代的旅行者一样，用双脚去丈量勘测那些山脉。她的方法是：《山海经》中的中国古人让你向东，你就向东，让你走三百里，你就走三百里，看看会发现什么。
这位思维完全是开放型的美国女性又带给中国学者一个困窘。她写道：“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学者们在全国寻找线索而一无所获，于是只好作罢……”
就目前所见资料看，中国人研究《山海经》还只是考证史料，查找地图。

呀，百度不给发链接了？！
算...
下面是关于《失落的天书》的作者的作书介绍哈。
《山海经》与上古学术传统 ———— 关于《山海经》研究的对话

刘：确实，诚如所言，古往今来的学者理解《山海经》主要有两个路数，一是地理学的，一是神话学的，而我试图从整体学术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山海经》，也就是说，把此书从学术界想当然的归类中解脱出来，放回到其本己的学术和知识背景中进行解读。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钟敬文 先生就开辟了理解《山海经》一条新路径，就是从文化史、知识史的角度理解《山海经》，先生在三十年代早期就发表了《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 1931 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的价值》（ 1933 年）等研究《山海经》的专论，首次尝试用现代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从文化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把《山海经》当作上古时代的民众知识进行理解和研究，先生所标举的“民众知识”，是一个较之传统学者心目中的“经史之学”、“诸子之学”更广阔和深邃的学术视野。——提起传统学术，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经学、史学、子学这些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直到现在，人们理解的国学范畴大致也不外乎此。但是，在这些宏大学术主题之外、之下，还有一类知识一直未被研究者注意，一直落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但却一直以一种潜移默运的力量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民众对于自我、历史、世界和宇宙的理解，切实地启迪和支撑着他们的生活，这就是那些一直不登大雅之堂的民众知识，或者说普通知识。这些知识无关乎治国平天下，无关乎世道人心，却与人们的世俗生活息息相关，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地方和岁月息息相关，这就是 钟敬文 先生所指出的“民众知识”。这种知识包罗万象，纷繁驳杂，涉及到民众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送往迎来、趣吉避凶、风水占卜、求神驱鬼等等，这些知识，漫无统系，你无法用一个基本原理、整体框架把它们“一言以蔽之”地加以穷尽，也没有那个学者能够博学到穷尽这些知识的程度，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谓“博学君子”的知识吧。这些知识，真伪并存，异彩纷呈，泥沙俱下，却是古代学术和思想的真实背景。时下有些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受西方新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民众知识背景，对“普遍知识”、“本土知识”、“地方知识”等津津乐道，仿佛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其实，这不过是旧话重提，早在几十年前， 钟敬文 先生等中国第一代现代民俗学者就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和当代学者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也是在西方现代学术的启发下提出这一问题的，但除此之外，他们还继承了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就是所谓古人所谓的“博物”传统。 钟敬文 先生所谓的“民众知识”，接续的正是中国传统的博物学知识谱系，那是包罗了天文地理、理工农医、自然人文等各方面的知识，其中，本草医药学尤是其中的大宗。 钟敬文 先生的《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就是从本草医药学的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在读了古人那些充斥着陈词滥调的《山海经》注疏，读了当代学者那些故弄玄虚的《山海经》神话研究论文之后，乍然读到 钟 先生这篇写在 30 年代的旧文，真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尽管文章中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有可商之处，先生的许多真见卓识在这篇文章中也没有充分展开，但是，读了先生的文章后，我自信终于找到了解开《山海经》之谜的钥匙，这就是从民俗学的“民众知识”的角度理解《山海经》。

　　现在，回想当初，当我读《二十二子》，读到《山海经》时，之所以读不下去，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到无所适从，是因为当时我根本没有认识到，《山海经》是一本和那些子书性质完全不同的书，那些子书可能有些已经残缺不全，但作为一个思想家或者一个思想流派的著述，其中总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念”，也就是思想体系，我们读它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握这个思想体系，一旦把握了这个体系，我们就自以为读懂了，就理解了，困惑就消失了。但是，《山海经》却不是思想家的著作，它的著述目的不是为了宣扬、记录一种理念、一种思想，在它的底下，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内在的思想逻辑存在，因此，当我们抱着和读诸子一样的念头和期望读《山海经》时，就注定会一无所获，茫然若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山海经》一书就是乌七八糟、胡乱拼凑的杂俎之作。《山海经》是一部记录古代民众知识的知识性而非思想性读物，其中虽然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逻辑，但是，这些知识肯定不是凭空而来，不是无中生有，它们肯定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知识范畴，源于一个古老的知识传统。只有透过《山海经》光怪陆离的表象，把握了其所归属的知识范畴，了解了其所自出的知识传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山海经》一书的性质，才知道：它是一本什么书？它在中国上古学术史中的地位？它都讲了些什么？它讲这些东西的用意何在？这些东西的意义又何在？我们也才能最终理解其中那些稀奇古怪的记载的真实含义。
廖： 钟敬文 先生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事业上的造诣和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今天从你这里才第一次知道，原来 钟 先生在现代的《山海经》研究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刘：诚然。钟敬文开辟了一条理解和研究《山海经》的全新路径，上面谈到的《我国古代民众的医药学知识》一文，原本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山海经之文化史的研究》中的一章”，当时，先生还开列了一份系统、庞大的《山海经》研究提纲，可见，先生当时是有一个研究《山海经》研究的大计划的。但是，也许是由于战乱，也许是由 于 先生自己学术兴趣的转移，后来，这份研究计划并没有付诸实践。更由于被其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盛名所掩，先生早期在《山海经》研究上的成就竟被埋没了，而先生开辟的这条研究《山海经》的新路径，在国内也一直无人问津，倒是日本的伊藤青司，在其一系列《山海经》研究成果中，把 钟 先生的研究路数发扬光大了。但不 管是钟 先生，还是伊藤青 司 先生，都是仅仅把这种研究路数应用于《山经》，对于《山海经》一书中最令人迷惑、费解的《海经》部分，则涉及较少，因此，当我投身 钟 先生门下，就把从学术史和民众知识的角度解读《海经》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廖： 钟敬文 先生的《山海经》研究成就遭到遗忘，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学术史上的“失踪事件”。学术史总是这样充满了出人意表的断裂、分叉和异变，幸好，如今这条断绝的学术脉络终究还是重新续上了香火。不过，学术史的故事讲起来就没个完啦，我们还是把话题集中到你眼下的《山海经》研究上吧。
刚才你说 钟 先生和伊藤青司的研究主要限于《山经》，而你自己则主要关心《海经》，《山海经》将“山”、“海”并举，两部分似乎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比如说，在历史地理学上深有造诣、对《山海经》也做过专门研究的 顾颉刚 先生，就认为《山经》和《海经》是一部书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山经》讲的是海内本土的地理，因此翔实可靠，《海经》讲的是海外异域的方物，因此充满幻想和神话色彩，这种观点似乎也是学术界关于《山海经》的共识。照你说来，难道同属《山海经》一书的这两个部分有什么截然不同吗？
刘：是的，岂止不同，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两者不仅内容不同（这个，明眼人打眼一看都能看出来），而且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来自完全不同的知识传统、属于完全不同的知识范畴，可以说，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山经》讲的是地理，《海经》讲的是天文，这是后话，下面再谈。《海经》之所以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不解，《海经》真实意蕴之所以一直秘而不宣，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对这部古书“看走了眼”，把它跟《山经》“眉毛胡子一把抓”了，结果既看不清眉毛，也看不清胡子。既然要从文化史、学术史、知识史的角度研究《山海经》，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弄清其中各部分所归属的知识范畴和学术传统，因此，正确把握两书的区别，这事看起来虽小，却是正确认识此书的关键。《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的区别，就像一道裂隙，泄露了这部古籍的秘密。而发现这道裂隙的，其实仍得归功于吾师， 钟 先生在三十年代的另一篇《山海经》研究论文中早就埋下了伏笔，我所做的是把这道裂隙扩大，让其中蕴涵的秘密大白于天下。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练功的后生深陷暗无天日、密不透风的密室，走投无路之际忽然发现了前辈高人在墙壁上留下的痕迹，你轻轻一触，机关开了，密室洞开，别有洞天，一切困惑都霍然开悟。
廖：有趣， 钟 先生埋下了什么伏笔？请慢慢道来。
刘：这得从《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说起。《山海经》原是有图的，这些图当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山海经》插图，我们看到的插图只是在《山海经》古图佚失之后，后人根据《山海经》文字而拟想摹画的。《山海经》是“缘图以为文”，先有图画，后有文字，文字是对在先的图画的叙述和解释。《山海经》是述图文字，这是古往今来的《山海经》研究者和注疏者尽人皆知的，但是，前人乃至今人都笼统地、想当然地以为《山海经》全书都是有图的，不仅《海经》有图，《山经》也有图。 钟敬文 先生才第一次明确指出，只有《海经》部分才是有图画为依据的，《山经》则原本根本没有图画，其中内容是对自然山川风物的目验实录，这一发现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却是我们正确理解《海经》的关键和出发点。

　　因为既然《海经》是述图文字，而《山经》不是，那么，这就意味着《海经》与《山经》可能各有来历，也许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著述，两者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只是偶然的机缘才使两者被编为一书。不能因为《海经》和《山经》被编在同一本书中，因为《山经》是地理书，就想当然地认为《海经》也是地理书，就认为《海经》和《山经》属于相同的知识范畴。
《海经》既然是述图文字，那么，要理解《海经》，首先就要弄清其所依据的古图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然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追问它源于什么样的知识范畴和学术传统，应该如何理解它的文字，这个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刘：你说的精辟极了，这也正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我此前的研究还是过于拘执于文献考据了，尽管也注意到与民俗学田野研究资料相参照，但对口头传统的关注尚嫌不足，尤其是没有意识到上古学术背后的口头传统的存在，更没有意识到《海经》古图后面的口头传统的存在。不过，最近我的同学巴莫在田野研究中的发现，却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巴莫在她的家乡凉山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彝族祭司毕摩做法事时使用的斗笠，斗笠上用金属镶嵌着一圈圈非常繁复和精美的花纹，一般人也许仅仅会把这些花纹视为漂亮的装饰，但是，如果你对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制度有所了解的话，就不难发现，那些镶嵌纹饰其实是彝族传统历法制度的象征，它其实就是凉山彝族的“图画历法”，斗笠上的花纹由一组组有规律的锯齿状组成，不同圆周上的锯齿的数量正好分别跟太阳历的一年的天数、月数、一个月的天数、一天的时刻数等关键性数字相吻合，这斗笠其实就是彝族祭司使用的图画历法。如果你毫无关于这种历法的知识背景，枉盯着这个斗笠，你肯定永远也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因此，这种“历法斗笠”肯定要有相应的口头知识传统作为背景。众所周知，彝族史诗中有相当丰富和系统的天文、历法和物候知识，这种历法斗笠只有在这一口传历法的知识背景下才有意义，才能够被理解。
廖：“历法史诗”就是这种“历法斗笠”获得意义的语境，当这种口头传统断裂之后，这种历法斗笠的意义也就消散了，或者被误解。
刘：对，战国时代的中原地区就发生了这种口头传统的断裂，正是这种断裂导致《海经》古图的被误解。口头文化传统的断裂自然是由于文字的流行。汉字的产生当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汉字真正流通、普及，成为知识阶层记载和传播知识的主要媒介，则无疑是在战国时代，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易传》说：“文不尽言，言不尽意”，大概就流露了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消长的讯息。战国时代游士阶层（亦即最早的知识阶层）的产生就与此有关。我最近在《读书》今年第 10 期上发表的《文字原是一张皮》，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无疑也与口头传统的终结和书面传统的创立有关。因为书面文献与口头传统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口头文献的传承者必须忠实地原原本本地复述前辈的教训，不能妄自改变，而书面文献却与作者相分离，读者（学者）可以自由地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文化偏见出发对之进行解释、引申和发挥，甚至做形而上的发挥。只有这种解释的自由，才使“百家争鸣”成为可能。世界上所有具有伟大文明传统的民族在历史上都经历过这样一次从口头传统到书面传统的转折，都经历过一个百家争鸣、思想勃发的时代，这也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也有学者称之为“文明的突破”。中国的战国时代就是典型的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由于文字的流通和普及，简帛文字代替口头歌吟成为集体记忆知识和传播知识的主要手段，源远流长的口头传统瓦解了，而产生并流传于这种口头传统中的图画却可能保存和流传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那些曾经非常流行的图画月令。但是，由于这些图画与其本来所依托的口头传统和知识背景的剥离，脱离了原初的语境，其原初的意义也就罕有人知，当战国时代的学者看到这样的图画，误解和望文生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诸如此类稀奇古怪的四海风物记载，参照今本《月令》中关于每个月物候、仪式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尚能还原为月令古图中的物候、岁时画面。我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用了一半的篇幅做的就是这一还原工作。
廖：你的意思是说，《海外经》中那些方国、民族，原本并不存在，完全是古图的叙述者对古图岁时仪式和物候场景的误解，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全是莫须有的“乌托邦”，但是，与你这种论断矛盾的是，《海经》中提到的许多地名和族名，比如苍梧、交趾（在《海外经》中作交胫国），尤其是昆仑、西王母等等，甚至还有西周之国、肃慎、北狄、犬戎等等，明明都在史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嘛？怎么会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刘：这个问题提的好，触及了理解《海经》的症结。其实，你这样提出问题，表明你认为先存在这些地名，然后才被载入《海经》中去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会反过来想一想，情况会不会是恰恰相反，不是先有这些地方和地名，然后被《海经》的作者载于《海经》，而是《海经》捏造这些地名在先，后人用这些名称去命名他们新开辟的荒蛮之地在后呢？其实，正是如此。由于古图的叙述者误将月令古图误解为地图，误将月令古图中的岁时仪式场景误解为对远方异国风情的再现，因此，在叙述这些场景时，就把它们视为对四海方国的写照，并根据图中人物、禽兽的形象望文生义地加以命名，如《海外南经》中的结匈国、羽民国、讙头国、厌火国、三苗国、臷国、贯匈国、交胫国、歧舌国、三首国、周饶国、长臂国等，都是这般来历。譬如说，“羽民国……身生羽”，表明其图象是身穿羽衣的人物形象，实为仲夏求雨仪式上饰羽而舞的巫师；“厌火国……生火出口中”，表明在图中所画人物的嘴边画着仿佛火苗一样的图像，至于作画者的本义是不是果真表示火是从那人的口中生出来的，或者他另有用意，或者那图像根本就不是画的火苗，而只是其它示意性甚至装饰性的图像，则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生火出口中”，纯属述图者想当然尔； “交胫国……为人交胫”，表明其图中人物正做两腿交叉的动作，这或者是一种舞蹈动作；“长臂国……捕鱼水中，其臂长”，表明其图中形象是一个长臂人物，画中人物的长臂并不表示其人天生有非同一般的长臂，这不过是绘图者为了突出其“两手各操一鱼”的动作而做的夸张而已。
你上面提到的那些地名，肃慎、北狄、犬戎等确属历史上实有的地名，但这些地名都见于《海外内经》，而《海外内经》中的地理学内容大多是秦、汉人窜入的，不足为训。西周之国，见于《大荒西经》，在提到后稷的时候提到西周之国，其实，《大荒西经》对应于月令古图的秋季场景，这一记载在古图中对应的画面原是表现秋天的丰收庆典。丰收庆典上自然要祭祀谷物之神，即后稷。据我的考证，后稷最初并非周人的始祖，而只是农耕民族普遍尊祀的谷物之神，由于周人将社稷仪式从民间庆典变成国祀，因此，后稷就从农事祭礼中的谷神变成了周人的始祖神。《大荒经》所据古图中描绘了秋收庆典上对后稷之神的祭祀场景，述图者但知后稷为周祖，不知后稷为谷神，因此就想当然地把图中的后稷之神视为周祖，将描绘着后稷之神的场景视为西周之国。
除了诸如此类后人窜入和述图者误解的地名之外，大部分既见于《海经》又见于史籍的地名，最初正是出自《海经》，而它们原本并非真正的地名，只是对月令古图中特定场景的误解而已。比如说，所谓“苍梧之野”、“苍梧之国”，不过是指图画中描绘着一棵苍苍郁郁的大树，而“交趾国”（交胫国）不过是指画面中两腿交叉的人物形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形形色色的所谓“方国”，在《海经》本文中不过是作者从其对古图的地理学误解出发而想象捏造。但是，这部著作一旦流传后世，被后人实为一部信而有征的地理书（甚至相信它是大禹分画九州的产物），随着边疆的开拓，地理视野的扩展，人们就相信它们来到了《海经》所描述的海外、大荒，于是，就根据《海经》的地名为这些新开之地命名。这样一来，原本无中生有的地名就在现实地理中得到了落实。这一过程特别发生于秦始皇时代和汉武帝时代，因为秦皇、汉武都是致力于开疆拓土的一代雄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汉武帝对昆仑山的命名。这在贵刊今年第 3 期上刚刚发表的拙文《昆仑原型考》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必罗嗦了。

《海经》对华夏地理学的效果史研究确实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但一涉及历史地理学的问题，就不由得人脑袋变大，因此，目前只好敬而远之。现在主要还是侧重于向上追溯的问题，即复原《海经》背后的月令古图，并据此重建华夏上古时间知识传统。我们前面说过，由于口头传统和知识背景的终结，因此，导致《海经》的作者误解了月令古图，从而中断这幅古图依托于其中的那一源远流长的时间知识传统。其实，这一传统并没有终结，我们可以说，由于《海经》作者的误解，割裂了《海经》与月令历法传统的关联，从而导致对《海经》的误解，但是，就这种古老的时间知识传统本身而言，它并没有断裂，相反，还被战国学者发扬光大，从中阐发出包罗万象、牢笼宇宙、贯通历史的月令体系和阴阳五行学说。
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是不会轻易完结的，时下由于以福科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观的影响，大家似乎都对历史的断裂性津津乐道，其实，对于历史来说，连续性才是其基调，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厚重的文献史料和悠久的史学传统的国度更其如此，而像历法月令这样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传统，更不是轻易就会断裂的。《尚书》中的《尧典》、《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逸周书》中的《周月解》、《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吕氏春秋》中的《十二月记》、《礼记》中的《月令》和《淮南子》中的《时训解》，就是典型的月令文献，它们可以说一脉相承，而其中的文句多有合辙押韵者，就暗示了其中不少内容原是口头流传的。其实，《诗经》还为我们保存一篇完整的口头月令，就是《豳风》中的《七月》。正是依据这些传世的月令文献，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海经》背后的那幅久已埋没的月令古图。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揭示了《海经》背后的这幅月令古图的真相，我们方才认识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传世月令文献虽然大都是战国及其以后的成书的，但是，它们确实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口头知识传统的孑遗，《海经》背后月令古图的“再现”，为我们重建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追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重估这一知识在上古华夏学术史上地位，提供了一份足资凭据、弥足珍贵的史料，其对于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意义绝不亚于一堆古代简帛的出土。

　　廖：哦，说到这里，你倒提醒我了，我们今天谈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看样子你的谈兴尚浓，说实话，我也兴犹未尽，你的《山海经》研究确实敞开了一个别开生面、意蕴丰富的学术视野，不过，我们的刊物毕竟是有篇幅限制的，我们还是长话短说吧，结束我们的谈话之前，请你简单地归纳一下你的《山海经》研究的意义。
刘：第一，这一研究第一次揭示了《海经》这部神秘古籍的真相，证明其所据古图并非地图，而是以图画形式写照四时历法月令的月令图，从而为我们正确理解《海经》的奥秘奠定了基础。
第二，这一研究证明《海经》也并非荒诞无稽的神话，在其荒怪记载的背后是一幅渊源有自的月令古图，对于我们了解上古文化、学术和科学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第三，这一研究从《海经》与上古历法月令制度的关系出发，揭示了诸如扶桑、十日并出、三足乌、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一系列“神话故事”的文化原型，尤其是揭示了昆仑山和西王母神话的中土文化渊源。
我尤其看重第二点，即《海经》的史料价值。古代学者对《山海经》——包括《海经》的史料价值是深信不疑的，但这种信念却建立在对此书的误解之上，因为他们衷心相信《海经》是信而有征的地理书。现代学者受西方学术的影响，从神话学的角度看待和理解《海经》，其史料价值遭到了怀疑。尽管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考》中证明了《大荒经》中关于王亥的记载可以与殷商卜辞相互印证， 胡厚宣 先生对于《大荒经》四方神和四方风与殷商卜辞、《尧典》中相关记载的对比研究更为学术界所艳称，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导致学术界对《海经》可靠性的全面认识，《海经》仍一直被当成一个可疑的异数，被排斥在古史研究的史料集之外。但愿本人的研究能彻底改变《海经》的这种不幸的命运，我深信，一旦《海经》的史料价值得以确认，上古文明史研究中的不少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廖：看了你的文章，再听了你这一番话，我也要对《山海经》刮目相看了。
刘：如此，吾愿足矣。
　　廖明君（《民族艺术》杂志总编辑）
　　刘宗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原载《民族艺术》 2003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