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转}张国荣风景在别处————言卜逊_张国荣吧

中国传统美学讲“中和美”，阴阳相生的原则贯穿于《热情》始末，并由此赋予了张国荣的艺术以独特的意蕴和境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张国荣的性取向成为一个社会范畴内争议的焦点。
而伦理关系，道德理念、科学理性并不关乎审美关系的形成。因为，审美经验是主体凭借感官直接把握、感受对象的感性外观所形成的经验。比如，对于“猴脑豆腐”这道菜，道德专家会弃菜的滋味不顾，而主张不杀生，科学家关于人类的起源会有大把的议论，只有美食家才会津津有味的品尝，津津乐道的宣扬。
崇高与优美
　　可惜，道德伦理毕竟是参杂到了作为个体审美的审美活动当中，使得张获得了更多更强的社会性质，〈RED〉，〈热情〉之后的骂声不绝于耳，鄙夷之辞充斥各类报刊杂志，更多的是一种疑问，对张而言，文章的作者仿佛蹑手蹑脚轻言细语的质问，其伤害程度并不逊于卫道士的破口大骂。这种骂声，甚至惊动了为张国荣设计服装的国际大牌设计师Jean Paul Gaultier，并发传真到报社表示“以后再也不会给予亚洲艺人设计服装了。”张则是坦然的，在专辑〈春天〉之后，张接受台湾著名主持人小燕的采访时说：“我非常理解他们，说真的，我不怪他们。”张以天真坦然的姿态原谅、宽容了他们，无怨无尤，这是怎样一种伟大高尚的人格？不比那些书被盗版了几下就破口大骂的某学者的人格要等而上之了吗？王国维在〈人间诗话〉里指出：“无高尚伟大之人格，就无高尚伟大之文章。”于是，有着超凡人格的张国荣在一片骂声之中，继续洒脱前行了！
才有了〈热情〉，它展示了一个足以笑傲艺坛的张国荣，但同时令某些人更加不可理喻难以接受。骂声没有收敛。今天我们应该感谢张国荣，没有停下来。他的本质力量在经历过巨大的异己力量的排斥、压抑之后，最终通过〈热情〉得到了全面的高扬和完整的体现。一个崇高的张国荣在〈热情〉之后就诞生了。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是一种通过人生实践或审美活动，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立冲突中重建起来的具有肯定价值内涵的审美形态，崇高不仅表现为一种思想，更体化为一种特殊的行动，是伟大心灵与壮烈行动、自然沧桑与社会动荡、现实挫折与理想追求的结合。正如蒋孔阳说的：“美向着高处走，不断地将人的本质力量提高与升华，以至超出了一般感受和理解，在对象中形成一种不可企及的伟大和神圣境界，这时就产生了崇高。”因此，乔峰是伟大的，他将身躯置于民族战争的千军万马之中，折剑穿胸，以一己之牺牲挽救生灵涂炭。张国荣是伟大的，他将人生实践置于世俗与雅逸超俗之中，试以自己的审美理想来引领全民的审美趣味。
康德说：“崇高引起的感动不是游戏，而好像是想像力活动中的严肃。所以同媚人的魅力不能和合，而且心情不只是被吸引着同时不断反复的拒绝着。对于崇高的愉快不只是含着积极的快乐，更多是惊叹和崇敬！”正因此，哪怕是资深荣迷对于《热情》里的演出的许多细节、最初都会“反复的拒绝”与“惊异”。最终确实是惊其艺叹其技，崇敬其人了。
如果说拍《春光乍泄》之前的张国荣是个体思想观念与社会时代精神、理想与现实、本己力量与异己力量的和谐一致，是一种优美，那么《春光乍泄》之后的张国荣，则是个体审美理想与社会思想潮、本己力量与异己力量的冲突和相互排斥，而正因此，使得张国荣的生命获得了更伟大的张力，走向了崇高。是的，“美总是往高处走的”。
　　悲剧之美
　　无论张的崇高还是优美，都具备着社会性质，是因为及至的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人生实践的统一，而人的实践行为首先必须是社会行为，是一种包含着情感、思想的理性行为，有明确的动机、方式、目标，因此，张国荣的崇高是人生实践之于艺术实践的崇高。
这种社会性质首先体现为一种扭曲和冲突的力量时。黑格尔认为：“理念上的冲突，显著体现就是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黑格尔说的是审美意义上的悲剧，但尼采继他之后，认为悲剧的诞生与希腊人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有关系，并区分了“人生悲剧”和审美意义上的悲剧。恩格斯在评价〈洛金根〉时讲到，“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悲剧产生于矛盾冲突，而人类实践总是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

张国荣的〈RED〉和〈热情〉正因为太前卫了太超前了，虽从审美意义上讲，它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价值取向，因而也是一种“历史必然要求”但这种实践行为往往会因为缺乏现实审美能力、审美趣味以及道德伦理的支撑而遭致失败，并且招致了侮骂，这就构成了张国荣的悲剧要素。当时的社会时代尚不具备种种使得张国荣进行《RED》、《热情》实践并大获全胜的条件，因此，张国荣的实践虽从性质上讲是“美”“善”，但美和善两者与“真”，即现实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且，这种“真实情况”在当时具有“假”‘“丑”的种种特性，在他的特定时代条件下，具备绝对的优势，这就使得张国荣的《RED》、《热情》最终以名誉的更损而告终。并且，这种失败，并不仅仅是张国荣的失败，而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悲剧。
有人说：张国荣并不是死于艺术，而是死于生理心理因素即是抑郁症。我多么相信这是真的，即便是死于抑郁症吧！但抑郁症的形成，事实上也经历着个人的历史与现实，心理与行为，过程与结果，目标与效应的种种煎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患上抑郁症，只有受冤屈与压力巨大的天才才会有这种病，比如张国荣，比如海明威”，这是崔永元的逻辑。
张国荣的生命力太过旺盛了，又才情横溢，却又乐于挑战，这是人之本质力量对象化，挑战自我，挑战社会大众，而正是行动具有的理性内涵，决定了悲剧行动的发展轨迹和必然结果。虽然，在张国荣的人生实践中轨道当中，充满着大量偶然因素，比如，假使法国名设计师Jean Paul Gaultier便没有我们看到的《热情》，但这种偶然因素在当时的时代和特定环境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却可以得到必然的诠释（当时，在亚洲艺人里面，张国荣是唯一一位够面子请得动他来设计演唱会服饰的人）。因此偶然之中就蕴含着必然性。“一个登山运动员的死可能是悲剧，而游山玩水者的意外之死却只能是一个悲惨事件。”前者的行动是一种挑战行为，挑战自然自我。悲剧的结果就在行动过程中。
对张国荣而言，不可战胜的是那些具有时代社会性质的人的精神、意志超越结果本身的理想情怀以及在“追”的过程中所饱含的历史合理性和行动必然依据，但他同时，也用自己人生实践的终结得到了自我艺术价值的确认。
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张国荣在文华酒店的纵身，是以鲜血来铺洒、浸润了的艺术。是的，一切艺术，我最爱以血书之。
（六）娱乐的多情
　　1999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发给张国荣金针奖，这本身合情合理。但是颁奖者还没来得及看一看《热情》的现场呢，就这么迫不及待颁发最高档次的奖了？对此，张是这样说的：“领了这个奖，那就意味着以后就什么奖都没有了。”其实，十大中文的奖不奖对于张来说，本不太在意，但当他面对“以后什么奖都没有了”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失落吧？因此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场SHOW，他是要演好唱好的！
于是又有了金针颁奖时的经典演绎。他像是非常的放肆！任凭韵律在肢体间流动，随意的狂放，高傲的恣纵。他俯视众生，拥下去，把穿白西装的该是刘德华按倒在了地上。回身，随意地360度转身，任凭一腔激情在胸腔之内喷薄而出。就连舞台上的行走，也时缓时急，烟视媚行。可是他的眼神里、眉宇间又漳显着他的淡漠与傲气，或者说，那就是霸气。不需要过多的舞蹈，却有味有情有气韵。
我就喜欢矛盾的事物！他有烟视媚行的妩媚，更不缺强劲铿锵的豪迈。他显得忧郁、腼腆、天真充满童趣，却又高傲、霸气。对于他的作品，他向来中意漫不经心的流露，也常有刻骨铭心的交付。因为矛盾，就难以闹明白。因为闹不明白，他就成了一个迷。因为是迷，他就更加朦胧唯美。于是，这一道别处的风景就更加扑朔迷离、耐人寻味了。
我觉得耐人寻味的不只是电影表演或者舞台表演上的直接性的感性体悟。进一步的更要追寻：是什么样的生命内蕴与艺术个性才经得起他在作品中的强悍流泻！？才经得起他在电影表演中多次的情感折磨，即，从个人情感系统置换到角色的情感系统，又从角色意识回到自我意识之间的反复折磨。（有导演说张“入戏太深”，正是角色意识的强烈渗透，而持久难以“抽身”的缘故）。所幸，我们看到了有人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于是我们知道了张本身的嗜好，本也是高雅深沉的。他看《飘》，看《艺妓回忆录》，读《红楼梦》，看《柴可夫斯基》，欣赏一些别人不屑看也未必懂得欣赏的美术作品.......正是这些人文的或艺术的作品，完善充实了张自我的生命内蕴，并逐渐交融冶炼出一种独特的艺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