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茉莉报了警,我成了强奸犯。北京烤鸭把打听来的消息通过手机告诉我时,我的心立刻沉到谷底。我没有想到,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局。我终于明白,我过去所自以为了解的世界,仅仅是海市蜃楼而已。我不想被捕,不想坐牢,不想过早的失去自由与青春,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逃!
胡乱买了张火车票,我匆匆跳上车,在这人来人往的所在,哪里有我的天堂?
汽笛响了,火车缓缓驶动。我望着窗外送行的男男女女,心中无限凄凉。当初来上学时,老爸老妈就是那样久久的站立在月台,用一种近乎悲壮的眼神注视我从他们视线内缓缓离去。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妈妈穿着蓝底白花的旧裙子,爸爸穿着工作服,上衣口袋里还插着只自动铅笔,离别的那一幕竟如此深邃的铭刻在我记忆之中,尽管当时春风得意的我并不在意。父母对我所寄寓的期望与关爱,一直以来都被我当作累赘,此时此刻,我终于为此由衷忏悔。
我在学校挥霍无度,一顿酒就抵得上妈妈给你当保姆辛苦一个星期的收入。衣服、手机、电脑,只要我提出要求,爸爸从来没皱过眉头。他或许看不起我,可他无庸质疑的深爱着我。当过惯了花天酒地生活的我,放假回家时,妈妈还一个劲儿的说我瘦了。问我训练是不是很辛苦,在学校能不能吃到鸡蛋。我小时侯很喜欢吃鸡蛋,她一直记着呢。
所谓的成长,是否一定要在置身于困境才能萌生?我无从得知。我所能做的,只是把脸颊贴在冰凉的车窗上,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决定去东北。
我知道很多犯了事儿的人,都是去东北避风头。而且,我的老家就在东北。那软绵绵的雪地,屋檐下又长又尖的冰溜子,一直保存在儿时的回忆里。我不敢去找亲戚,决定一个人自谋生路。我的信用卡里还有不到一千块钱,在一文不名之前,我得找一份象样的工作。
我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下车,一头扎进熙熙攘攘的人群,茫然失措的走了半个小时,大脑才恢复工作。我一路打听着找汽车站。东北人说话声音很大,嗓音又怪,他们自以为好声好气,在我听来,却象是成心吵架。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也不好意思再问,只好继续问下一个人,到后来,我壮着胆子问了交警,总算得到答案。
我坐长途汽车去了双鸭山农场,那里有我一个朋友,在民办学校里当语文老师。他是个好人,不但收留了我,还把身患重感冒的我送到了医院。
凄风冷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几乎摧毁了我的健康。感冒引发了肺炎,我不得不住进当地医院,当病情终于好转时,几乎花光了朋友的所有存款。
出院后,我要把所剩无几的现金和手机、手表全都给他,他不肯收,说钱都是人挣来的,朋友是交来的,那不是一回事儿。我一再坚持,他就说“再这样我可翻脸啦!”
我只好欠下这个情,在学校里找了个保安的活,聊以维生。我运气不错,这几年农场的日子好过多了,工资虽然少,但也不至于拖欠。朋友告诉我,前些年——大概就是94年冬天吧,学校连续十八个月不开工资,老师饿着肚皮上课,后来实在熬不住,只好闹罢课。那阵子,我朋友每天都得起大早推着小车卖豆腐赚钱养家糊口。
我一直以为,罢课是知识分子闹革命的手段,真没想到,贫穷竟能迫使灵魂工程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做出这种可笑而可悲的选择。在他们自身,想必也是无可奈何的,和我的教师朋友们一起工作、生活,我深深理解,假如他们但肯有一丁点活路,也不会做出这种愧对良心丧尽师德的事。
胡乱买了张火车票,我匆匆跳上车,在这人来人往的所在,哪里有我的天堂?
汽笛响了,火车缓缓驶动。我望着窗外送行的男男女女,心中无限凄凉。当初来上学时,老爸老妈就是那样久久的站立在月台,用一种近乎悲壮的眼神注视我从他们视线内缓缓离去。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妈妈穿着蓝底白花的旧裙子,爸爸穿着工作服,上衣口袋里还插着只自动铅笔,离别的那一幕竟如此深邃的铭刻在我记忆之中,尽管当时春风得意的我并不在意。父母对我所寄寓的期望与关爱,一直以来都被我当作累赘,此时此刻,我终于为此由衷忏悔。
我在学校挥霍无度,一顿酒就抵得上妈妈给你当保姆辛苦一个星期的收入。衣服、手机、电脑,只要我提出要求,爸爸从来没皱过眉头。他或许看不起我,可他无庸质疑的深爱着我。当过惯了花天酒地生活的我,放假回家时,妈妈还一个劲儿的说我瘦了。问我训练是不是很辛苦,在学校能不能吃到鸡蛋。我小时侯很喜欢吃鸡蛋,她一直记着呢。
所谓的成长,是否一定要在置身于困境才能萌生?我无从得知。我所能做的,只是把脸颊贴在冰凉的车窗上,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决定去东北。
我知道很多犯了事儿的人,都是去东北避风头。而且,我的老家就在东北。那软绵绵的雪地,屋檐下又长又尖的冰溜子,一直保存在儿时的回忆里。我不敢去找亲戚,决定一个人自谋生路。我的信用卡里还有不到一千块钱,在一文不名之前,我得找一份象样的工作。
我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下车,一头扎进熙熙攘攘的人群,茫然失措的走了半个小时,大脑才恢复工作。我一路打听着找汽车站。东北人说话声音很大,嗓音又怪,他们自以为好声好气,在我听来,却象是成心吵架。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也不好意思再问,只好继续问下一个人,到后来,我壮着胆子问了交警,总算得到答案。
我坐长途汽车去了双鸭山农场,那里有我一个朋友,在民办学校里当语文老师。他是个好人,不但收留了我,还把身患重感冒的我送到了医院。
凄风冷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几乎摧毁了我的健康。感冒引发了肺炎,我不得不住进当地医院,当病情终于好转时,几乎花光了朋友的所有存款。
出院后,我要把所剩无几的现金和手机、手表全都给他,他不肯收,说钱都是人挣来的,朋友是交来的,那不是一回事儿。我一再坚持,他就说“再这样我可翻脸啦!”
我只好欠下这个情,在学校里找了个保安的活,聊以维生。我运气不错,这几年农场的日子好过多了,工资虽然少,但也不至于拖欠。朋友告诉我,前些年——大概就是94年冬天吧,学校连续十八个月不开工资,老师饿着肚皮上课,后来实在熬不住,只好闹罢课。那阵子,我朋友每天都得起大早推着小车卖豆腐赚钱养家糊口。
我一直以为,罢课是知识分子闹革命的手段,真没想到,贫穷竟能迫使灵魂工程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做出这种可笑而可悲的选择。在他们自身,想必也是无可奈何的,和我的教师朋友们一起工作、生活,我深深理解,假如他们但肯有一丁点活路,也不会做出这种愧对良心丧尽师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