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话桑干河

泥河湾村坐落在桑干河中游，是个仅有三十余户人家的小山村。
　　泥河湾地层发现于1921年。1924年，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对泥河湾地层进行了观察，建名为泥河湾层。1927年至1930年，巴尔博、桑志华、德日进、皮维托等到泥河湾进行了研究。1935年，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郑重地宣布了泥河湾一带古人类遗址的发现。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盖培、卫奇在发掘虎头梁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的同时，发现了早期人类的石制品。1974年，贾兰坡、卫奇发现了泥河湾村西七十公里的许家窑遗址，1976年贾兰坡、卫奇、李超荣又发现了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1978年，汤英俊、尤玉柱、李毅发现了距今一百三十六万年的小长梁古人类遗址。此后，卫奇、孟浩等于1981年又发现了与小长梁地层相同的东谷坨古人类遗址。由于这些古人类遗址不仅分布密集，年代古老，石器工业先进，而且石器、动物化石极为丰富，这就引起了中外专家学者们的惊喜和高度关注，从此，将泥河湾研究推上了一个高潮。1998年，谢飞率领的考古队，又发现了距今一万二千年左右的古陶片和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大型墓地。
　　周口店遗址地处桑干河下游的永定河西，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当地工人的指引下发现的。1927年正式开始发掘，并将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定名为“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出土。此后，由于战争的原因，停止了发掘和研究，“北京人”所有化石在美国人手里下落不明。直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周口店的发掘研究才又重新开始。
　　现在，全国所发现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总数已有万处之多。但是，旧石器、细石器、特别是古猿、猿人、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遗址，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相比，还是比较少的。目前，全国所发现的古猿、古人类化石，以及重要的古人类文化遗址，除桑干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之外，还没有一个地域能单独构成人类的进化形成发展序列。年代早的遗址，没有中期、晚期的与之配套。而年代晚的遗址，则又没有早期、中期的遗址为其发展之根。惟有冀西北的桑干河流域山间断陷盆地及其相邻地方的古人类化石、遗址，从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个文化期遗址，从老到新构成了人种形成上一个完整的进化发展序列而没有缺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尤玉柱和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李壮伟，就对桑干河流域的考古发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桑干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细石器文化遗址从老到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从中期到晚期，从小石器传统到细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基本清楚。”我们将始猿、猿人、直立人、智人化石遗址及与此相关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列出，桑干河流域及其临近地区的就占60%。
　　古猿被喜马拉雅山脉的崛起分隔于斯山之北以后，从这一地带迁徙到桑干河流域，必然是从西藏、云南一带为始，经云南、贵州、四川、湖北、陕西、河南一带进入汾河流域溯源而北上，到了桑干河、汾河的发源地带后，沿桑干河两岸向东进入桑干河流域及其下游的北京地区。现在，考古学研究与发现也证明了是这样的：“旧石器文化在山西是由南向北发展的”，而在桑干河流域则是由西向东发展。若将从喜马拉雅地方向汾河、桑干河流域迁徙路线经过地方的遗址计算在内，则其遗址和化石地点就占全国总数的80%以上。如果，将桑干河流域曾因距今二十三万年前、十万年前的火山喷发，距今三万年前的地质运动造成恒山、石匣、鸡鸣、官厅等处山体大断裂，由此而古湖湖水下泄之际，古人类向各地大迁徙考虑进去,则几乎可以囊括全部古人类遗址的发现。
　　现在，从全世界的考古和古人类研究中，已经充分证明：世界三大人种之一的蒙古人种形成于中国境内；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进化发展研究上，特别是考古发现证明，蒙古人种的发展、进化、并最终形成地域是桑干河流域及其下游永定河流域。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现在，从全国这个大范围而言，旧石器时代遗址及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同新石器时代遗址相比，要少得多。除桑干河流域及其相邻的地域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地域能够在古人类、特别是人种的形成上构成独立、完整而无缺环的地域。就是同期地域之间的石器发现、人骨化石发现之多寡，也是很难相提并论的。截至目前为止，在我国范围内，从更新世早期的地层中发现旧石器的地点还很少，云南元谋人遗址出土的石器只有寥寥数件，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出土的石器仅数十件，而桑干河流域小长梁发现的石制品超过四千件，种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等。至于与其相邻的东谷坨遗址，1981年的第一次试掘中就获得石制品一千四百四十三件。在桑干河流域更新世早期的古老地层中所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不仅多而密集，而且文化内涵丰富。这使得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都感到惊讶。小长梁遗址最初依地层及出土的三趾马化石，推测为距今二百万年，但由于其石器制造技术的先进而引起了年代争论，后来就按其石器制造技术的先进性结合古地层，尽量向着较晚的时代推定为距今一百万年。现在，经国际专家们的测定，为距今一百三十六万年。依文化特点而言，小长梁、东谷坨、半山、岑家湾遗址的石器制造，属于华北自古以来的小石器传统，是北京人石器的先驱。北京人距今为五十万年至二十三万年，而许家窑遗址出土的“许家窑人”人骨化石就多达二十件，各种类型石器竟达一万四千多件，年代为距今十万年。许家窑文化在细石器技术传统上是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桥梁。峙峪人化石距今年代为两万九千年。山顶洞人化石距今为一万八千年。
　　举凡桑干河及其下游永定河，以及汾河流域的古人类化石，所能见到的门齿，如北京人、许家窑人、丁村人、山顶洞人等，都无一例外地呈现铲形特征。山顶洞PA、103号女性头骨……是与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中国人有密切联系的蒙古人种的代表。古人类化石发现、古人类遗址及文化特点与人种特点的各方面研究，都充分地证明：桑干河、汾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是世界三大人种之一蒙古人种的形成地，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发源地。技术人员通过对“北京母亲河”永定河冲积物的研究发现，永定河最早的沉积物——泥砾岩形成年代距今约300万年。

她是一条著名的河
　　桑干河是一条著名的河流，中国除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这四条大江之外，还有四条主要的河流，桑干河排行第二。她和汾河一样发源于管涔山，南麓的汾河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祖先尧舜，北麓的桑干河润泽着京华烟云。史载尧帝七十五年，大禹治水疏通了桑干河流域的天然沼泽汪水；战国时人称之为治水，一说其发源地累头山亦名三台山，三台会意曰“治”，又说大禹曾治此水，故曰“治水”；东汉时改称灅水；而桑干之得名始于北魏初，从隋代起，桑干河的的名称才正式固定下来了，直到今天。
　　桑干河全长六百五十公里，这是从她的源头到入海口的距离。因为所谓的海河流域，主要是由桑干河及其上游支流恢河、七里河、元子河、浑河、御河，中游的洋河，下游的妫河等组成的，并且战国时期就把这条河从头至尾称作治水。
　　桑干河在辽代前，是一条水流平稳、水量充足、河水清澈的河流。从有文字记载至契丹占领燕云十六州为止的两千年，未见泛滥改道。
　　东汉时，桑干河水量充足，能够行船运粮。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上谷太守王霸奉召北伐匈奴乌桓，从今永定河上溯桑干河，漕运军粮至今大同。
　　北魏时，皇帝与群臣在御河灵泉池御龙舟赋诗，1993年在云冈石窟前发掘出北魏时的河岸停船石阶，可证船运存在。
　　从西晋、北魏直到隋朝，桑干河下端又称清泉河，说明河水清澈。
　　隋炀帝开凿北运河亦引该河之水北通涿郡（今北京），可通行长二百尺、高四十五尺的四层龙舟。
　　唐贞观十九年（645），运米600艘，从海河口直抵卢思台（京西）。
　　金大定十二年（1172）开凿金河口，引浑河（今永定河）通漕运，因浑河泥沙含量太大，河道坡陡而失败。
　　元代建筑大都时，从冀北采伐木料由木筏顺桑干河而下运到北京城西。结果在至元八年（1272）与大德四年（1301）两次暴发大水，将金河口“尽行堵闭”。
　　1939年卢沟桥以上河道共泛决十四次，其中两次洪水涌入北京城。
　　清代桑干河经常泛滥、改道，人称小黄河和无定河。在中游她的泥沙达到百分之三十八，河床高于地面二十三米。十六世纪，康熙皇帝有感于桑干河的反复无常，便把她流经北京的这一段（时曰无定河）改名为永定河，寓意着河流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唐代一位诗人写过一首诗，其中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作春闺梦里人”，是对桑干河流域和北方战争的真实写照。十二世纪的时候，桑干河流经今北京市南边的某地，因为河中遍布芦苇，人称“芦沟”，金代的人们在此建造了卢沟桥，1937年，这里打响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第一枪。

她是汉朝的家园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朝代。正如一个人有他充满活力的的青年时期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汉，也处于在各方面都出现勃勃生机的上升期。今天我们为祖国辽阔的疆域而自豪，实际上祖国的版图就是在汉武帝时代基本奠定的。我们中华民族人数最多的汉族，也是在西汉时期形成的，还直接用这个强盛的朝代名作为民族名。
　　桑干河流域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在西汉时期凸显的最为鲜明。西汉因袭赵、秦的军事思想，继续在善无县置雁门郡，而雁门郡统领十四县，其中的楼烦、阴馆、马邑、汪陶、剧阳、繁峙、平城等至少七县分布在桑干河流域。同时，广武汉墓群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全国最大的汉墓群，截止目前仅朔州市朔城区因建市所零星发掘的汉墓就达一千七百多座。可以这么说，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整个桑干河流域众多的汉代故城遗址和汉代墓葬群，反映了汉代的祖先们从来都是把桑干河流域作为自己的家园的，并且这个家园是连绵不断的，星罗棋布的。雁门郡从赵武灵王开始设置，至金代消亡，在这一千四百多年间，它在雁门关内外发生过多少迁徙置废，最后在代县消失。这一千四百多年足以说明一个民族对一条河流的眷恋和坚守。
　　如果容许我们稍稍往前说，秦始皇末年，有楚人班壹定居楼烦郡，以牧牛、马、羊数千群而富甲天下，成为山西北部第一豪门大户。班氏以畜牧业致富影响和带动了我国古代北方畜牧业的大发展。千群马牛羊是个什么景象，无怪乎秦王朝以班氏名县。班氏居晋北一带二百多年，汉成帝时班况之女被选入宫，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班婕妤；东汉时班固所著的《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这些文化成果和现象均与滔滔不绝的桑干河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
　　在汉代，桑干河无疑已成为汉民族的家园。当昭君出塞渡过桑干河的时候，也就是远离故国的开始。在西汉与匈奴的多次征战中，桑干河始终是双方难以割舍的情结。如果说雁门山是中原汉民族的屏障，那么桑干河则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共同争夺的一条生命河。现在我们往往把雁门关和杀虎口，内外长城作为汉民族和草原游牧名族的分界线。实际上这条最本质的分界线是桑干河，这条河流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存意义以及发展潜力所显示的终极价值，都是其他军事要地和关口所无法比拟的。内外长城是朔州所独有的军事景观，它们证明了在其夹持下的桑干河流域所显示的无比重要性。

它是一条支流众多的河
　　历史上，桑干河有着富蕴的水资源。它发源于管涔山，上游是浩荡的恢河，加上神头泉群的补给，目前它仍有十个泉组，一百多个泉眼点。据清代的《大同府志》记载，它沿途汇聚了五十多条支流。我们把目前的黄水河、源子河、七里河不计在内。其它的以发源地来说，有代县的湖峪口水；内蒙丰镇的得胜河（三台道河）、西洋河、南北口水、灵泉；内蒙察右前旗的东洋河；山西左云的武周川（十里河）、大峪口河（马头河）；山阴县的白泥河、木瓜河；应县的马兰口水、茹越口水、峙峪口水、大小山门口水、小石口水、大石口水、北娄口水、二道河水、唐泉；怀仁的清水河、鹅毛口水、小峪口水、宋家庄河、新庄子河；大同府地的口泉河；浑源的浑源河、神峪水、乳泉、李峪水、鸾岭关水、远望峪水；天镇的五泉河、石门沟水。以上诸水皆于大同府境入桑干河。其它如天镇县的三沙河、张家河、兰陵沟水、八里河、天潮河、涌泉、车厢河、石塘河、托台谷水、十字河；阳高县的雁门水（南洋河）、马邑河；大同县的敦水；广灵县的壶流河、丰水、枕头河、作疃河、集兴疃池。以上诸河从直隶（今河北）入桑干河。
　　北魏《水经注》所载桑干河之发源地天池，其渊深不能测；沿途中河湖相连，池潭辉映，涌泉淙淙，乱流纵横；更有“瀑布飞梁，悬河注壑，崩湍十许丈”；更有温泉，“疗治万病”；更有大湖，“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整个桑干河流域支流如网，涌泉成泽，潭水清深，湖泊广大，是我国北方的一条水源特别丰沛的河流。
　　桑干河孕育了雁门关外的古代文明，北魏建都平城以及云冈石窟的开凿与辽代应州木塔的建造，都和桑干河富蕴的水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桑干河流域的文明，也是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创造和贡献是分不开的。“雁门关外野人家”，但是桑干河作为北方干旱地区的一条河流，它的流向却远离了黄河，直指东北，成为永定河的上源，海河的重要干流，润泽了冀北和京津大地，最后汇入东海，完成了温暖的旅程。
　　据《水经注》记载，北魏时期桑干河两岸还分布着桑林。“灅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注云：“水侧有桑林”。桑蚕养殖现在主要在南方，但《水经注》所记载的植桑养蚕主要在北方。而植桑、养蚕、制丝、织绸是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也以北方最为发达，并且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说，北魏时期和北魏以前，桑干河流域也是丝绸的故乡，有丝竹之音，有翩翩起舞的女郎。
　　因此，我个人认为，桑干河的水侧曾有桑林，这恐怕是桑干河之所以命名的一个原因吧。

她是一条弊大利少的河
　　但是，在元明清时期，桑干河基本上是一条弊大利少的河。她波涛汹涌，激流澎湃，夏秋水涨之际，惊涛拍岸，声若奔雷。官民经常在渡口架设桥梁，土木桥往往是春冬暂设，夏秋水涨即撤，也有些许小桥，但经不住开春季节的冰块冲撞。至于石桥和吊桥，在接连不断的洪水面前，常常被冲得无影无踪。永定河流域多暴雨、洪水，春旱也严重。上游黄土高原森林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河水混浊，泥沙淤积，日久形成地上河。河床经常变动。善淤、善决、善徙的特征与黄河相似，故有“小黄河”和“浑河”之称。因迁徙无常，又称“无定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大规模整修平原地区河道后，始改今名。1954年建成蓄水22亿多立方公尺的官厅水库，才基本控制了上游洪水。
　　洪涛山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见证了这条河的无数惊涛骇浪，听惯了它雷鸣般的涛声；而“山阴”是由“河阴”演变而来的，因为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分布在桑干河的西岸。这条河流两岸的人民只记住了它的暴戾恣睢，记住了它无数次的惊涛骇浪、卷天席地、家毁人亡。
　　旧时代，由于桑干河河道一般低于两岸的土地一般四五尺至八九尺，提水困难，所以利用率极低。清代，阳高县小石庄渠一道，可以灌田十顷，开山口居民利用南洋河之水安装水磨，兼资灌溉；天镇的东西太保村、小盐杨村小渠可以灌田最多不超四顷，永嘉堡等三村各开小渠一道，灌田四五十亩至七八十亩不等；大同的十里河，口泉河开渠引水，可以分流灌溉；应县的马兰口水、大石口水、北娄口水附近的村民开渠引水灌溉。
　　而桑干河上游的朔州，河水的利用率最低。甚至这条河在历史上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带来极大地不便。1976年在朔城区东南的里仁村发现汉阴馆城遗址。这座城离恢河和桑干河较远，远离河流同时又正对雁门山和白草口，基本上属于军事建置。可以推想，在汉代，这一带的河流给人们带来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因此才出现了这样的选择。
　　旧时代，桑干河弊大利少，清代马邑人霍之琯在《新建桑干河永济桥记》中说，“惟初冬以及方春，塞上风霜凛冽倍甚，凡西成之所获，东作之所需，靡不大车负载，乱流而涉，水涌沙陷，人畜俱徘徊中流，甫登彼岸，而已堕指裂肤矣。”
　　明万历年间，有霍家庄人霍锳，曾于江西道任监察御史，把南方的水磨引进朔州，该村日后改名为新磨。
　　过去，桑干河每年都发洪水。如太康六年（285）六月，马邑大雨，水溢；成化九年（1473），怀仁遭水；隆庆三年（1569），山阴暴风雨，拔树起；万历三十三年（1605），淫雨，淹没马邑农舍；康熙三年（i664），朔州潦大水，民饥；康熙二十四年（1685），应州大石峪水涨，几没州城；道光二十一年（1841），特大水，应州贾寨等二十村被淹；光绪十八年（1892），恢河水溢，淹没马邑十余村；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桑干河泛滥，下西关村被冲毁，三十七人丧生。
　　历史上，桑干河不断冲毁两岸的村庄，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以朔州市附近的村庄为例：肖西河底村南边被冲；南西河底村北边冲毁严重，已于1976年搬迁；陈西河底村南部被冲；东榆林村东南部被冲；西寺院村西部被冲；西鄯河、东鄯河村南部被冲；泥河村南部被冲；安荣村南部被冲；安祥寺南部被冲；西小河、东小河村北部被冲。桑干河弯道多，它又是一条季节性的河流。它通过不断冲刷两岸而改道，所以它沿线的村庄是很不稳定的，总要在一些年后搬迁。
　　目前，桑干河的河道一般宽度为三百米，有的甚至更宽。因为不断暴发洪水冲刷着两岸，她的宽度增大了；在整个河流稳定期她的河道较窄，比如清初的桑干河桥桥长只有二十四丈；但是我推断，在桑干河的丰水期，河流浩荡，波涛汹涌，她的河道应该是比较宽阔的，但是还没有如今这样宽。
　　这条河给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天清气朗的时候，人们在河道边锄田或放牧，西山的洪水猛不防就下来了。洪水带来灾害，可是也冲下柴草和炭块。柴草要在洪水来的时候捞，炭块要在洪水退去后挖。1944年，桑干河又发洪水，肖西河底村、南西河底村的村民们齐集河边捞柴，那场面真是人山人海。日本鬼子的飞机恰好经过这里，以为是八路正在渡河，便用机关枪扫射了两次。还好，只是有几个人负了轻伤，大多数人受了点惊吓罢了。
　　因为桑干河河深水阔，渡河困难，许多古道往往避开河道。比如朔州通往关南曾有两条古道，一条是从阳方口进入，沿桑干河南岸走，过南西河底村，由河曲堡入山阴，这条道叫同宁古道。旧时代，这条道上经常行走着两种车，一种是由大同运往宁武的粮车，另一种是由宁武到大同的拉运木材的车辆。南西河底村是同宁古道的折返点，有六七家车马大店，每天平均的车流量达三十到五十辆。
　　另一条是也是由阳方口进入，经梵王寺、窑子头，沿恢河西岸一直往北，是一条西口古道。
　　历史上桑干河流域的人口相对较多，并且在旧社会，它的大部分土地为地主所有，土地高度集中，多数百姓没有赖以生存土地。许多盐碱滩产盐、产碱，便成为穷人吃饭的主要手段。
　　桑干河是多灾多难的，她经历过无数的天灾人祸，她的逝水流走了多少滔滔的泪水和鲜血！

她是一条孕育了灿烂人文的河
　　桑干河流域也是山西农业源远流长的一个部分，鹅毛口出土的汉代铁犁，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大同青磁窑出土的辽金时铁犁有了犁壁，出土的铁锄，锄片上有銎，整体结构已基本定型。《史记》中有“汉使马邑商人聂翁出物与匈奴交”，这也是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民族商业活动。
　　桑干河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她是一条苦难的河，也是一条英雄的河；她不仅是一条民族融合、民族进步、民族团结的河流，也是一条汇聚了中华文明，闪耀着中华人文光彩的河流。她产生过班婕妤、张辽、尉迟恭、王家屏，也咏唱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歌《敕勒歌》。
　　她也有着自己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剧种，如北路梆子、晋北道情、耍孩儿和大秧歌，还有世代相传，风行民间的踢鼓舞。
　　当然，以上说的又有些小了。整个桑干河流域曾经孕育了多少灿烂人文，涌现过几多英雄豪杰，那就不是本文所能承当的了。我只能就朔州之一隅，聊表对桑干河流域文化的敬意。
　　山阴泥河大坝，1936年由华北水利委员会筹建，1939年由日伪政权完成施工。
　　在桑干河流域的民间戏曲中，我最不能听到的就是耍孩儿。那无比苍凉的曲调，那沉郁压抑的唱腔，使我在首次听到它时，眼里顿时就蓄满了泪水。我相信这种曲调只能产生于此，唯有战乱频繁，十年九旱，生民多艰，流离失所的晋北，才能哼唱出这样的离情悲调，这样的忧伤心曲。
　　每年正月十五，当踢鼓的队伍在大街上铺开的时候，舞蹈者风风火火，跌跌撞撞，抬步飞足，须发风飘。我的眼前立时就会浮现出晋北百姓的世代流亡图。那是战乱年头的四散奔逃，是灾荒年月的逃生走口。我长久地站在，思绪怎么也转不回今天晚上的欢腾场面。确实的，像耍孩儿和踢鼓舞这样的民间艺术，我不能听也不能看，因为它们每一次都使我神伤，但每一次听过看过之后，心中的积郁和块垒就会得到释放。
　　旧时代，像晋北道情、耍孩儿和大秧歌向来只在民间演唱，登不上大雅之堂，如今它们都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时代变了，桑干河流域将要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伟大巨变，谱写怎样美好的新曲，我不知道。我只盼望，她的河水将会愈来愈大，愈来愈清，她的两岸将再一次葱茏，她的人民有着从未有过的幸福生活。

顶

洗洗睡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