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酒与书法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唐文宗时期，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和草圣张旭的草书，被称为当世“三绝”。张旭又称张颠，很喜欢饮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目视为神。”可见张旭嗜酒嗜书到了何等地步。苏东坡本人也说过：“枯肠得酒芒角出。”黄庭坚在“枯木道士赋”中对苏东坡的创作情态说得妙，“东坡尤以酒为神，故其觞次滴沥，醉余颦呻，取诸造化炉锤，尽用文章斧斤”；米芾也说东坡“醉时吐出胸中墨”。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书法家都喜欢酒后微醉时才落笔书写呢？原来是这样的，醉后作书，能达到物我两忘，而双手心双畅的地步。
与张旭齐名的怀素和尚，“每酒酣兴发”，他曾道破酒后创作的秘密：“醉来得意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人人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酒后创作书法创作，完全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才能“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千万行”了。清朝的李正华，“工书嗜饮，终日不醉”。他“将临必饮酒，无日不临池，也无日不醉酒也。微醺时作书，益淋漓酣畅，笔墨飞舞”，他的朋友庄茹甫感叹说：“观君作书，每心惊气窒，不知其笔之自何处起何处止也。”可见酒能提神，酒后书法家能达到至高的境界。

酒与书法关系之密切，历史上流传着很多奇闻逸事。汉代的扬雄，喜“作奇字，嗜洒，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清朝的张迁禄，“善草书……性豪嗜酒”，他常常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换酒饮，晚年归隐时，曾经醉后对自己的随从说：“可将去藏之，二十年后，必有知宝贵者也。”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自信到了何种程度。清代的道士白玉蟾，“喜饮酒，不见其醉，随身无片纸，落笔满四方”，他的大字草书，“若龙蛇飞动”。

但是，酒能醉人，酒能使书家的书法佳妙，却又往往误事。明末清初的归庄“性豪放，善饮，酒酣落笔，辄数千言不能止”，他酒后赴考，提学御史元炜“怪而黜之”，但又“惜其才，旋复焉”。由于嗜酒，归庄几乎名落孙山。姜宸英更是如此，“累以醉后违科场格至斥”，好几次因为醉后赴考而被赶出考场。前面提过的李正华，因为耽酒，中年时曾经大病一场，几乎丢了性命，因而自号为“醉余生”。

有趣的是，古代有些书法家，因为贪杯而被骗走书法作品的，也不乏其例。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由于喜欢酒肉，而误落沽名钓誉的、故作清雅的盐商的骗局，被骗去书画。类似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清初傅山的身上。京城有一个“打钟庵”落成，主持僧求傅山书写庵名，傅山则以此僧的品行不端为由拒绝。但是，主持僧却求傅山的朋友帮助，此友设席灌醉傅山，又假装写不好预先镶有“打钟庵”三个字的诗，就请傅山帮忙。此时的傅山已醉，上当而为之书写。事后，傅山就和他的朋友断交了。

历史上有很多书法家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饮酒不纯粹是为了口腹之需，而是为了使书法更佳妙。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我们在书法的学习、创作过程中，不能盲目学习古人的贪杯，否则会有“东施效颦”之嫌了。（张海文发表于1993年第3期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大观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