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与创作

引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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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仅仅生活了二十七个春秋，却在20世纪初叶，从一个普通僧侣的儿子，成长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自然主义小说家，终于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发展成为一代诗风的开拓者，一个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至今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珍视;他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日本革命文学的先驱。

少 年 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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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啄木本名石川一。按照户籍簿的记载，他是明治十九年(1886) 二月二十日(一说为明治十八年旧历九月二十日)，出生在岩手县岩手郡日户村的常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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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寺，属于佛教禅宗的曹洞宗。按照这一教派的规定，做和尚是不准家眷的。然而，环木的父亲一祯，却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的师父葛原对月是一个学僧，精通“和汉之学”。一祯随师父学习佛学之外，还专心致志地读日本和中国的文章和典籍,平素也很爱好日本的“和歌”，有一部收有三千八百五十余首的和歌稿，取名《乱芦》。啄木的母亲，原姓工藤，名“胜”，是葛原对月的妹妹。据啄木的《罗马字日记》说，她“幼时,是盛冈仙北町的庙设私塾里数一的才女”。在葛原对月做了龙谷寺的住持时，她便随哥哥住在寺里做些家务活计。这时，她和石川一祯产生了爱情。这虽然得到了师父的默许，但毕竟是违背教规的行为。后来，经过葛原对月的奔走，在明治七年末(1874) ，为一祯在岩手郡日户村的日照山常光寺，谋得了一个住持的职位，使他们夫妻在这荒远的山寺里，能够避开人们的耳目安居下来。啄木出生时，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两年后，他的父亲转到北郡手郡涩民村(现名玉山村)宝德寺当了住持。第二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妹妹，名叫光子。一家六口，全都他父亲的微薄收入， 维持清苦贫困的生活。
啄木的童年，就是在这座宝德寺里度过的。这里，僻静清幽，树木葱茏，给啄木留下了幸福的回忆。啄木在家中，由于是唯一的儿子，所以在姊妹中间，他总是受到父母的偏袒和宠爱。后来，他在回忆童年的三首短歌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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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那么一天，
妈妈不仅不打我，
却打了妹妹，惩罚了她!
——
回忆起那一天，
父亲对我怒气冲冲，
我却扯开嗓门，骂着、哭着。
——
由于父母过分疼爱，
就成了这么个
疯狂的儿子!
——
一种执拗、 反抗的性格， 也就在父母的溺爱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六岁时，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由于成绩优异，受到了教师和村人的称许。十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初级小学毕业，在村人中间博得了“神童” 的美称。就在这一年，他升入高级小学，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乡和父母，到盛冈市内求学，先后寄居在舅，姨家里。这对一向娇生惯养的啄木倒是一桩难得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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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所高小里，有两个人在后来的艰苦生活中，和他产生了密切的关系。一个是校长新渡户仙岳，后来做了《岩手日报》的主笔，曾对啄木倍加爱护和关照;一个是高年级的同学金田一京助，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语言学家，是啄木终生的挚友。在这所高小里，他受到了上班同学出的手抄杂志《笔战》的启迪，据说他也搞了一份誉写的手抄杂志，因而受到班主任老师的重视。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学生所表现的这种不甘人后的进取精神，以及他早熟的天资和出众的才华，使得周围的人都不能不瞠目以待。升入三年级后，为了准备中学入学考试，他曾经到一所名为“江南义塾”的私塾就读。十三岁(1898) ，他便以出色的成绩，顺利地考进了岩手县盛冈中学

八日(一月)：晨早起，给节子写信，坐车径访阿兄寓所。......与节子晤谈，到夜八时过。啊，我的勇敢的妻，美丽的妻，无论发生何等事情， 我们只能是终生之友，而无他途。的确，假如没有爱，我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啊，这一问，不久就要成为我终生的方针、理想和希望。....
——
十日：....来者有节子，我们谈未来、谈希望、交换着温柔的吻，话头不断地继续着。在诗、音乐、宗教方面，没有隔阂，舒畅地交谈。一旦话头断了，就在各自的眼神里闪烁起无声的话语。....盼望着的终于得到，相爱的终于晤面....
——
十九日：早晨节子信来，喜讯!! !
——
二十二日：田村姐丈来,住在这里,禁不住想起可爱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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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二月)：母亲及时外出，为办那件喜事......
——
三日：此日，为与节子事，母亲去与她的父母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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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一点半，老母归。万事如意......

节子的父母曾经反对这桩亲事，但是，她矢志不渝，终于取得胜利。到九月，她们母女曾到寺里访问，住了一周多，大半是在商量安排结婚的事。这时的啄木，高兴异常，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爱的铜墙铁壁之中似的"”。
这一年，是石川啄木创作上丰收的一年。他先后在《时代思潮》、《明星》、《帝国主义》、《太阳》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短歌和诗,在日本国内博得了些声誉，以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新秀的姿态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也就在这一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和沙俄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角逐，对我国进行侵略。日本帝国主义封闭旅顺港以后陆续取得的胜利，使日本国内狂欢沸腾。石川啄木虽然也随之欢欣鼓舞，却对那些不能体现“国民的理想”的政治人物，如当时的总理大臣桂太郎、大隈重信，枢密顾问官松方正义，参谋总长及兵站总监山县有朋等人加以贬斥，认为他们没有像德国的俾斯麦那样，造成“国民的自觉、民族理想、自由的精神、坚忍进取的觉悟”。他要求他们能够预先着眼于国民的思潮而创造出“自由与光荣的和平”的局面。这些出自资产阶级民主与和平观点的要求，对那些疯狂的军国主义者来说，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们根本不会去考虑创造“国民的文化”。
石川啄木的身体已经复元，他就不能不去积极地寻找生活的出路。他曾给诗人野口米次郎（1875——1947)写信，表示愿意到美国去，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这当然落空了。这年九月，他曾出游到北海道，没有找到什么出路，就在十月下旬，再次去东京，为出版他的诗集而奔走。在东京，他遍访了在京的朋友和诗人，如:与谢野铁干、姉崎嘲风(1873——1949)、纲岛梁川等，也联系过一些报社、杂志社，但是，不仅诗集的出版漫无头绪，而且，仍然找不到职业。这使他打算靠诗歌谋生的梦想破灭了。接近年底，他出于对父母的安慰和孝心，往家里汇了二十元钱。这是他得到的一点点稿费，他手中也只剩下几个零用钱了。他哪里知道，就在这时，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12月26日他父亲的住持职务被罢免了。处分的理由是拖欠宗教费。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是村内和曹洞宗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他的父亲不过是这一斗争的牺牲品罢了。不过，这一结果给啄木家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对啄木本人今后的生活道路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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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木这时尚在东京，他还不知道家中发生的事情。新年一过，1月5日(1905)他出席了新诗社召开的新年庆祝会。会上，啄木又结识了不少有名的作家和诗人，作为浪漫主义诗人队伍中的新秀，石川啄木受到了他们的欢迎。五月，他的处女诗集《憧憬》出版了。这是他这次来东京的最大收获。著名诗人上田敏为诗集写了序诗，与谢野铁干写了跋，书前附有向同乡的东京市长尾崎行雄的献辞。
诗集《憧憬》(1905) 收集了石川啄木自1903年11月到1905年3月的大部分诗作，共七十七篇。其中:有五十二篇写于涩民村，占诗集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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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青年诗人的抒情诗结集。这些诗篇，以即景抒情者居多，诗人以诗的语言，慷慨激昂的情调，抒发了他内心中的敏锐的感受，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在毁誉参半中，诗人的诗才，得到了比较普遍的承认。有人认为，他较之后来成名的北原白秋(1885——1940)，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等人远为突出，即使存在着弱点和不足，但在明星派诗人里，也还是一流的。诗集的浪漫主义特色是鲜明的。首先，无论是即景或即事的抒情，都是对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充满了对人世生活的叹息和感伤，而且，和他的遭遇相联系，时常出现对命运的怀疑，流露出一种孤独感，不过，却不是颓丧。其次，由于年轻，缺乏足够的生活经验，因而，他的抒情总悬显得空泛、概念化。而且，由于追求“永生”和“永劫”，因而反映出一定的宗教神秘气氛。这和西方的象征派诗歌有些相似之处。说明他也接受了传入日本的西方象征派的影响。他的诗，虽然在抒情中也透露出某些民主成分，如针对侵略战争的非战思想，对绝对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等等，但却没有将他的这些思想苦闷充分表现出来。他曾说，“最高的意志伴有最高的感情，这就是我的诗论”不过，我们从他的抒情诗中看到的理性成分却很少，他的这些诗作没有对人生表现出更高的理想或者是深邃的探索。然而，这和当时那些专写自我，抒发内心感受和情绪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又不同。他没有那种夸张了的“我”的咏叹，也没有那种唯美的、享乐的倾向，他是在为纯洁的、正直的人生而忧思。再次，应该看到诗歌形式和格调的频频变换。这种不稳定性，反映他从古典的传统形式的和歌而转向新体诗，在积极地寻求适应自己表情达意需要的诗歌形式，从而在突破传统的“五七调”或“七五调”所进行的大胆尝试和革新。这在当时的诗歌界也是诗人们所不能迥避的一项迫切任务。最后，在诗歌语言方面，虽然也有简洁明快的诗篇，如《睡了的京城》等。但总的说来，却是模仿的、艰涩的，汉文调子较重，而且不够凝练。这除了反映初出茅庐的诗人尚且不够成熟外，也反映了当时浪漫主义诗歌语言正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之中，就是那些更有才能和影响较大的诗人，也还在努力摸索之中。《憧憬》的这些特点，说明石川啄木作为一个新进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艺术还不够成熟。他一方面承受了前辈诗人的影响，同时也带着自己的特色进入诗坛。这些诗作，出现在明治时期浪漫主义诗歌即将走向衰落的前夕，世纪末思潮在诗歌领域已经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自然应该予以历史的评价。作为石川啄木的诗歌的出发点和他所反映的诗歌领域的问题，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不应忽视。让我们引他的《海鸥》(1904) 一诗的后半部分看看吧!

......
啊，逍遥的天使哟!
你伫立在世俗的罗网环顾西东，
你打开了清净之门的逍遥的精灵!
然面哟，我们这些大自然的宠儿，
怎么能飞上那宛如天国的路程。
——
在这儿，会听得清，
这只海鹏的歌声:
“只因我是逍遥的天使，
才有自由爱情的梦。
我住在朝霞下盛开的白蘋的馨香里，
听那汹涌的涛声起伏奔腾。
光明与黑暗不断地涌来，
永恒的勇敢的歌，
正是谱写大无畏的人生。”
——
啊，我的朋友，
我有一个心愿:
你可否将闪光的永不疲倦的双翼，
暂借给我——你这无翅的伙伴。
什么地方有你，
就吹来和平、快乐的熏风，
就有黄金似的太阳照在云端。
然而啊，
人间的国度里，
污秽的风吹得久长，
自由的花朵多年弃之于地，不朽与诗的纯真早已论亡。
——
(于雷译〉

啊啊，这个吧有吧主了吗

颠沛流离，奔走谋生
——
《小天地》杂志的夭折，又给他增加了债务，去美国的计划也落了空，这对啄木也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他们一家在盛冈住不下去了。1906年2月，他到了住在函馆(北海道的一个城市)的姐姐那里，去寻求一条谋生之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住了四天就回到家里。一家人无可奈何地又搬回涩民村，住在一个农户家里。他重新回到了自已童年生活过的村庄，但却回不了宝德寺。那里的寺庙、树木、河流、鸟语、花香，景物依旧，人事已非，怎能不引起他对往昔的怀恋和惆怅。
——
故乡的寺院长廊里，
梦见那
踏在小木梳上的蝴蝶。
——
心里暗想，
我再回到孩提时代，
跟人们搭话。

回忆中的甜蜜，倒增添了精神上的痛苦。他的父亲经受不起这种刺激，早已到远远的青森县，投奔他的师父葛原对月(内兄)去了。啄木只好振作起来，一方面跟与谢野夫妇联系，写些诗歌和小说，换点稿费，一方面当上了母校的小学代课教员，然而，这也没有解决他一家人的生活问题。
——
这时的日本，虽然以自己的胜利结束了日俄战争，但是，东北地区歉收多雪，劳动人民饥寒交迫。东京市民为了反对电车费涨价，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展开了斗争。明治政府出动军队加以镇压。这些严酷的社会现实，使日本人民的民主思想更加增强。四月，石川啄木在征兵检查时，因体弱的原因，免除了兵役。在《涩民日记》里，他写道，“以我为首被免除兵役的人，都很精神，合格者反而特别消沉。新的形势的发展，也从这方面表现出来。”侵略战争背后的悲剧，使他对战争的认识比以前深刻了。同时，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浪漫精神和热情，也更加强烈了。
——
这从他在涩民村一年的生活里可以看得很明显。
——
他回到村里做代课教员，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从小被村里的一些人看做“叛逆儿”，因此,有的人便进行抵制。但是，由于啄木的岳父的奔走，郡视学的关照，才得以任用，担任初小二年级的教学工作，月薪八圆。这是一所拥有283名学生、4名教员(包括校长在内)的两级小学。啄木本来无心做一名教师。他感兴趣的是，以为靠“天才教育”“自由教育”可以培养出一批人才。他把改革故乡子弟的恶弊陋习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蛮有信心地自称为“日本数一的代课教员”。他要在学生中间培养他们的自治精神，纠正村中的男女紊乱的习俗，培养一种自觉向上的精神和新的道德风尚。这是一项可贵的抱负。他的热情和努力，博得了学生的尊敬。在《日记》里，他写道：“古人的教育同今人的 教育的差别主要在于其标准不同。古来以‘大’ 为标准，如今以‘小’为标准，因此古人的教育产生伟人，今人的教育扼杀天才，造就平凡”。“我毕竟是个诗人，而只有诗人才是真正的教育者。”他肯定了诗和艺术的教育作用，批判了逐渐军国主义化的明治教育。本着这种教育观点，他上任不久，就给高小学生课外教授英语。秋天，又在自己的家里，领着部分学生搞起“晨读”来。他认为，文部省规定的教学大纲，不过是“教育的假象”，修身、算术、作文三科,他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教学。他还反对一些不适当的规章制度，如不许教师和学生在孟兰盆节(一般在七月十五日举行的祭祀祖先、施舍饿鬼的节日)参加舞蹈。他认为，应尽情地舞，自己还穿上女人的和服单衣，系上丝绸的带子，戴上斗笠，和人们一起舞。他指出，这比那些明里不许学生参加舞蹈。自已却暗地里饮酒歌舞、寻衅吵架的老师的作风对儿童的影响不知要好多少倍。出自同样的考虑，他还和学生一起野游，共同欣赏大自然的美。他认为，这样和儿童打成一片，在儿童的内心深处，会起到良好的作用，可以培养出豁达、诚笃和富有自治精神的人来。不过，从成规戒律的角度看，这些做法都是荒诞不经的行为，因此，也遭受那些保守者的物议和反对。但他全无顾忌，认为应该做的，就努力做下去。他觉得，在教育学生的工作过程中，反而会从学生那里受到更大的教益，这是世界上难得的幸福。石川啄木出任代课教员前后，在他的文学事业上，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他从诗歌向小说过渡，从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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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日记和书信看， 啄木一向对小说并不十分关心。然而，在这年3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自己到现在受了很大的刺激。今后，必须安静地思考，而且必须写，必须写小说。”于是，他积极地读起小说来，如列·托尔斯泰的《疏沁》、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高尔基的《福玛.高杰耶夫》、《奥洛夫夫妇》等。高尔基的短篇集，曾经使他感动得流泪。福玛.高杰平夫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了同样的人物。

我们从啄木的小说《送殡的队伍》里，可以看到高尔基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对本国的小说也留心研究起来。他认为“....只有夏目漱石、岛崎藤村二氏是具有学识的作家，因而值得注意。其余都不成。夏目氏有惊人之才，但却无‘伟大’。岛崎氏很有希望，《破戒》 确实超群，然而，却不是天才，不是革命健儿。”这评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6月10日起， 学校放两周农忙假。他趁机到了东京，在新诗社逗留了十天。他回乡后下了决心写小说。“今后， 我也真地要写小说了.......诗歌方面，我想暂时要稍稍放放再说了。”“我也能写小说!”他就这样在文学事业上转向了新的领域，开始写起小说来。从7月到11月，他写了《云是天才》、《面影》和《选置的队伍》三篇小说。后者发表在同年的《明星》杂志十二月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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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说，还带着他初期的浪漫主义特色。这在《云是天才》里表现得很明显。这篇小说主要以他做代课教员时的体验为基础，写主人公在学校里和学生一起，为改变学校的保守落后，破除旧秩序、旧传统而奋斗的情况，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反抗精神。他在日记中曾说：“这是蓬勃的革命精神在一个青年心中浑沌地沸腾着的时候写的作品，可以说它是报道革命大破坏的晓钟。其中的主角就是我自己，此外尽是一些奇怪的人物。我写着，精神就感到特别兴奋。”小说在思想上、结构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还不够成熟。不过，这种洋溢着浪漫主义反抗精神的作品，没有得到日本文坛的重视。《 面影》在函馆大火中烧掉，内容不详，《云是天才》 、《送殡的队伍》都是未完的作品。他这次在小说写作上没有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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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的家庭负担越来越沉重了。1906年底，妻子在娘家生了长女京子，又添了一口人。更严重的是宗教院虽然在年初赦免了他的父亲，却始终没有允许他们全家回到宝德寺居住。村民因为这件事分成了两派，斗争得非常激烈。他的父亲忍受不了一部分村民和对立派对他的精神迫害，再一次地离家出走了。回宝德寺居住一事到此宣告失败。涩民村怎么也住不下去了，啄木决心离开家乡，到当时新开发的北海道谋生。为此，他向学校提出了辞职书，但同时又率领学生到四里外的地方，指示他们进行三天的罢课活动，反对那个庸俗的校长。学生们列队唱着歌，返校后就按照啄木的指示行动起来。村中因此大哗，结果，校长被调走，学生的斗争得到了胜利，啄木也被免职。这在学校教育上，固然是一次要求革新的斗争，而对那些排挤和迫害他们的反对派，也未尝不是一次有力的回击。

1907年5月，他将妻女安排在岳父家里，将老娘寄托给邻村的友人，自己带着妹妹，永远地告别了生他养他的故乡，踏上颠沛流离的旅途。
——
像被人拿着石块追赶似的，
那离开故乡的悲伤，
总也没个消失的时候。

渡过了津轻海峡，就到了荒凉的北海道。在函馆，他受到了友人的欢迎。虽然是一家离散，想来不禁悲从中来，但这时，他不免心怀一种浪漫的激情，倒想以一个“无家的流浪逸民的姿态，在这北海之滨开拓新的命运”。由于友人的关照，他很快做了函馆商工会议所的临时雇员，帮助抄制选举人名簿，暂时维持生活。同时，从第六期起，接编了文艺杂志《红苜蓿》(这是当地的文学团体《红苜蓿》发行的刊物)，并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他的小说《漂泊》，以及文艺时评、短歌等。后经友人斡旋，六月中旬，做了弥生小学校的代课教员，月薪十二圆。这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小学，教职员十五人，学生千余人。他在这里，想要将在故乡不被采纳的教育理想付诸实现。在这里他结识了学校的女教师桔智惠，二人友情深厚，后来也一直通信，在不少的诗歌中，啄木表现了对她的爱慕和怀念。在《一握砂》里，他写道:
——
冰冷洁净的大理石上，
春天的阳光静谧地照着，
我是这样的感觉。
——
如同专门吸取世上的光明一般，
那黑黑的瞳仁，
而今犹在跟前。
——
当初没有来得及说的，
那紧要的话语，
如今还存在心里。
——
就像山里的孩子，
想起了山，
悲哀时就想起了你。
——
听说你病了，
听说你好了，
三千里外我神魂颠倒。
——
临死前想再见一面，
这样说，
你也会微微点头的吧!
——
石狩市郊，
你家的
苹果花落了吧!

1909年，他是在失业中迎来的。元旦，他一文不名，感慨万端。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就一个勤劳的家庭，仅仅靠一个人的十五至二十圆的工薪维持生活，也和富人一样过除夕，这该是个多么“可怕的除夕”。这勤劳无事的一家之所以将到这种不合理的境遇的根源，他说，“当然是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不良的社会该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必须破坏它。破坏，破坏!除了破坏，还有什么。”“现在， 社会主义的研究时代已过，到了研究其实现手段的时代了。”他的认识，当然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到社会组织制度的高度上来，把对一般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提到革命实践的高度来。他明确地认识到，像他那样不幸的境遇，其根源在不合理的社会组织，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破坏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是要革命。这是石川啄木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他在小樽经常与小国等友人围着火盆，畅谈、辩论，总是不知不觉中转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来，往往谈到更深夜半。这对他的思想认识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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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正在他失业后的窘境中挣扎着，1月19日，由友人的介绍，他才找到了一个工作。于是，他告别了老母和妻女，冒雪动身到更为偏远荒凉的钏路去，到那里就任《钏路新闻》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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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团聚的一家人，又由于生活所迫，不能不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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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路新闻社，是一个名叫白石义郎的社长经营了十多年的报社。这次，他为了竞选众议院议员，将这个报社加以扩建。啄木到职后，得到了这位社长的赏识，名义上是三版的主任，实际上是总揽一切编辑事务。知遇之情，使啄木干劲倍增，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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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路新闻》的竞争对手是当地的《北东新报》。啄木极力设法，改革报纸的版面，新设了一出吸引人的栏目。在“云间寸观”栏里，他以“大木头”为笔名，撰写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评论文章。在“钏路词坛”栏里，除诗歌作者的报稿外，有时他自己也写作。在“平康艳事”栏里，登载一些花街柳巷的记事。为了采访这方面的动态，啄木开始进出于妓楼酒馆，认识了一些艺妓，如建立了友谊的“小奴”，也了解了这些不幸妇女的悲惨遭遇。由于版面的活跃，这份报纸一时之间很博得当地人们的好评，啄木因此也受到了报社内外人士的敬重。社会应酬频繁的记者生活，使他忙碌异常。在应邀出席“爱国妇女会”的集会上，他曾即席发表过《新时代的妇女》的演说，提倡妇女解放。第二天，这一演说见报后，惊动了当地的妇女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他在致友人信中，谈到了这时的情况。他说：“每晚出入于浅酌低唱之境”，兴奋之余，竟“白眼观世界，豪语空四邻”。然而，杯觥交错、醉酒美人的生活，没有一刻使他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因为，他的痛苦深刻而且复杂，主要有摆脱不掉，解决不了的家庭的经济生活负担，有作为一个地方报纸记者的空虚感;有得不到专心致志从事文学事业的苦恼；有对人生理想认识上的矛盾等等。他在二月里写的语录体随笔《案头一枝》中，反映了他对人生和文学的见解。首先，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接触到了本质的现实，将革命视为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他说：“每当抬眼观察社会时，几乎使自己的眼目眦裂，闭目静思社会时，心因羞愧而黯然，不知如何改变此社会。每念及此，我的耳朵便听到革命之声，我的眼睛便看到革命的血。”但是，他又摆脱不了尼采等人的影响，仍把社会问题的解决，去依靠所谓“理想的人格”，因此，他没有探索到社会革命的真正出路。其次，他对自然主义文学持有较为正确的理解。这时，自然主义文学正在兴起，而且呈现了繁荣的局面。文艺评论界以《早稻田文学》为代表，发表了一系列的讨论文章，引起了石川啄木的极大关注。他先是肯定自然主义文学在追求“纯净自然的真”、在暴露社会现实中的反对旧道德、旧秩序、旧习俗的精神，又批判了这一文学主张任其自然、在现实问题面前的怯弱无力，表现了“现实暴露的悲哀”。这是他接近自然主义文学和日后进行深刻批判它的认识基础。最后，由于认识上的矛盾和深化，他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了惶感、悲观的情绪。他怀疑知识的有用性，他否定自己的探索。他叹息自己“敝衣破帽，徒追踪云水，而放浪天下”，但是,他却不消极、颓废。他的前进的精神反映了他的思想正在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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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打算在钏路新闻杜干上三年二年，手中有了积蓄，除还清宿债，安家度日，还可以专心志地从事创作，甚至是积存自费出版的资金。但是，文坛上日趋繁荣的形势，强烈地刺激了他的文学事业心。他不甘于过这种地方记者的“无目的”的空虚生活，他要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几经考虑，终于决定离开钏路到东京去。他“千思万想之后，觉得首先应走的只有小说这一条路”。他要在小说创作上孤注一掷。他认识到“这次进京,实际上，是啄木一生的死活问题”。于是，在1908年4月5日，他乘船离开钏路回到函馆。在函馆得到宫崎郁雨的关照，将家属由小樽迁到那里，便含泪只身渡海，再次奔向东京，结束了他在北海道的颠沛流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