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成长与春秋齐国的采邑经济
管仲出生的时间不详，后世根据其姓氏推测，这个唤作“管夷吾”的孩子，可能是周武王三弟姬鲜的后代。因为周朝推翻殷商的暴政之后，姬鲜曾受封于管国，所以其后代便以管为姓。

可惜，周武王死后，姬鲜因为不满“周公”姬旦以辅佐“周成王”姬诵的名义独揽朝政，进而与其弟姬度、姬处，联合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然而，周朝宗室与殷商遗民的联手，从一开始便注定其失败的结局。随着周公率兵东征，“三监之乱”很快便被平定。
讽刺的是，周公赦免了姬度、姬处，甚至日后还恢复了他们封国。唯有姬鲜被处以了极刑，管国也被永久废为了都邑。之所以会如此“双标”，或许只是因为姬鲜此时是周文王诸子中唯一比周公年长的那个吧。
姬鲜死后，其子孙流落各方。管仲的家族如何来到齐国，后世不得而知。史料仅记载了管仲之父管庄曾任齐国大夫。在那个官职世袭的年代，管仲成年之后理应子承父业。但现实却是管庄死后，管仲便陷入了“贫困”之中，不得不投靠童年好友鲍叔牙。

从管仲事后的回忆来看，这段时间内他曾参与过鲍叔牙家族对“鲍地”（今山东省历城鲍同山一带）采邑的经营和管理之中，并一度被委任为“贾正”，主管“鲍地”与其他采邑之间的商品交流。
此时，随着周王朝的衰微和生产力的发展，昔日的“井田制”早已趋于破产。各国君主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不断在开垦出的荒地之上设立采邑，并分封给了朝中的大夫。
除了需象征性地向国君上缴“年贡”及需在战时动员族兵为国君作战之外，采邑的收入完全由大夫自行支配。因此，诸大夫对经营自身采邑都颇为上心。而齐国境内肥沃的土地及充沛的渔盐资源，更令各采邑在自给自足之外，还有足够的盈余，可用于商品交易。

不过，初次主持采邑商业活动的管仲，也曾因经验不足而吃亏上当。但对于鲍叔牙这样的大夫而言，这些商贸交易只是对冗余物资的一种调剂。因此并没有以获利多少去评价管仲的工作。相反还多次从交易所得中拨出一部分交给管仲，以补贴其家用。管仲对此感激不尽，日后曾感叹：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然而，采邑内部由相、傅，家大夫组成的行政系统中却终究没有管仲这个外人的位置。在管仲跻身决策层后，他的很多建议都被恶意曲解，以至于陷入了“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的窘境。不过鲍叔牙很大度地表示只是管仲的建议只是时机不对，并将他举荐给了齐国国君。

此时的齐国国君齐襄公好大喜功，接连对卫、鲁、郑等国发动战争。联系到管仲所谓“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及“吾尝三战三走”，管仲极有可能是代表鲍叔牙家族，带领“鲍地”采邑的族兵投入了齐襄公的对外战争。
也正是因为管仲主动脱离不利战局的举动，事实上保存了“鲍地”采邑的力量，所以鲍叔牙对其并没有苛责，而是“不以（管仲）为不肖，知（管仲）不遭时也”“不以（管仲）为怯，知（管仲）有老母也”为其开脱。
不过，虽然鲍叔牙能够理解管仲，但齐襄公却似乎不愿意原谅鲍氏家族。为了规避政治迫害，鲍叔牙选择辅佐同样不受待见的齐襄公之弟——“公子”吕小白，出奔莒国。而为了多头下注，管仲则选择了辅佐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并逃往了鲁国。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为不满连年戍边的齐连称、管至父所杀，齐国随即陷入了内乱。鲍叔牙和管仲分别护送着吕小白和吕纠回国继位。中途，管仲先发制人地率兵赶往截杀，但他所射出的致命一箭却被吕小白的“衣带钩”所挡下，吕小白趁势装死，并成功骗过管仲，抢先一步进入临淄继位，是为“齐桓公”。

复盘吕小白的成功，管仲那一箭似乎是改变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但事实上，两位公子的这场国君之争却从一开始便胜负已分。吕小白所栖身的莒国虽为东夷古国，但因未与齐国接壤，没有被国人的大夫视为威胁。而吕纠逃亡的鲁国，却是齐国当前的主要对手。因此，在讨论国君人选的过程中，以国氏、高氏为首的齐国大夫们首先想到的是吕小白，而非吕纠。
从一开始便把全部希望寄于敌国的吕纠，最终被鲁国处死。而被遣返回了齐国的管仲，则在鲍叔牙的举荐之下，被齐桓公拜为了大夫，而管仲也以实际行动，向齐桓公证明了他的经邦济世之才。

关于管仲的治国理念，《史记·管晏列传》的记载仅仅“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这寥寥数语。这里的“俗”，指的乃是民俗、民情；因此，管仲所谓“与俗同好恶”，便是与百姓共情，因势利导颁布政策，推动国家的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与百姓共情呢？其实，便是简单的“趋利避害”。既然如此，政治家先讲究的应是如何顺应这一点民之“俗”，而不是像一些思想家如荀子等，将人性的趋利避害视为“性恶”（如此即须加以管教矫正）。管子承认民众求利是发乎人性（管子并不称此为“恶”），政治上也要顺应这一点，才有了管子辅佐“齐桓公”霸业的“通货积财”。《管子》中就有“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观念。
在管仲的诸多经济思想中，“轻重”理论很有特色，即通过市场物价的自然波动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管子》中有《轻重》十六篇，专门论述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涵盖了价格、货币以及商品价值的相互影响，体现了对价值规律的认识。《管子》还提出国家控制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介入关系国计民生的盐铁生产与销售的经济理论。并通过调控经济活动，如盐铁产业，以加强国家财力和打击富商大贾。为此，管子首开盐铁国营，实行官督民营，称之为“官山海”；实行粮食准平等经济策略。也就是丰收年国家把粮食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tiào，指把谷物卖出去）出，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

管仲还实行最早的“招商引资”，为齐国境内的外贸活动大大降低了关税和市场税，并且完善服务设施，使各国富商大贾纷纷拥入齐国，齐都临淄很快发展成为海岱之间的商贸大都会。
同时，管仲还强调劳动的附加价值，并主张要赋予其格外的价值。可以说，管仲自辅佐齐桓公以来，便始终将促进齐国的经济发展放在首位。
管仲一生曾多次参与春秋时代的诸侯争霸及抵御外部民族入侵的战争，也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是以在《管子》中也留下诸多阐述其军事思想的篇章。如管仲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也就是充分认识到国家实力强弱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意义，提出发展经济才是富国强兵、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
在不断提升自身国力的同时，管仲也为齐国规划了一套藏兵于民、行之有效的动员机制：
“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
也就是说每六里见方的地区出兵车一乘，一乘配备四匹马，一匹马跟随穿戴铠的甲兵士七人、手持盾牌的兵士五人，一乘则共有铠甲兵士二十八人、盾牌手二十人，还配备民夫三十人，负责兵车的后勤工作。

但这样规模的动员终究还是会影响国家的生产，因此《管子》提出以贸易战、货币战代替军事冲突的可能。
如《管子》中曾记录了齐国与鲁国之间的一场贸易战争：当时，鲁国有一种丝织品绨很有名，管仲先让齐桓公和官员们带头穿绨做的衣，引导齐国上下形成穿绨的风尚，从而刺激了对绨的需求。随后，他下令禁止齐国百姓织绨，全部从鲁国进口，导致绨价猛涨，使鲁国通过出口绨获得了巨大利润。鲁国国君见此，便鼓励百姓放弃农业，全力织绨。然而，一年后，管仲突然改变策略，让齐国不再穿绨衣，关闭与鲁国的关口，导致鲁国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最终，鲁国不得不以高价从齐国购买粮食，经济陷入困境，并表示绝不再找齐国的麻烦了。
不得不说，管仲实在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家。他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的众多经济学理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治国理念更是被编成《管子》一书，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