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好，给后来者腾出了牵强附会、敷衍成说的余地。
康熙是满清1644年入关后的第二任天子，此君南巡之际，汉人隐秘的疼痛还时时发作，氾水人一定和中原大地的所有汉人一样，以沉默和漠视维持着伤口下的尊严和不甘。所以，对于“驻跸”盛事，不写不记不谈不录，自在情理之中了。我将此理解为氾水人的心高气傲，宠辱不惊。“皇帝万万岁，小人天天醉”。你坐你的金銮殿，我过我的小日子，井水河水，相安无事便是好事。当然，这些只是三百多年后的一介小民所作的揣度，并无史实依据，且给同时代的人们提供一点虚妄而肤浅的谈资吧，不足为凭。读者诸君如果觉得其中还有些许的趣味，便知足矣。
然而，时间毕竟医治了风干了古往今来太多的伤痛和血痕，等到乾隆南巡的时候，光阴之蹄又踏过了数十年，上百年，帝国稳健，天下承平，上辈上上辈再上上辈的人们带着切肤的耻辱走进了坟墓，当世的人还能记得多少，还能有多少疼痛感？天下归心虽然来得迟了些，但毕竟来了。氾水人又和所有的中原人一样，对皇恩浩荡表现出感激和狂欢，不足为怪。
况且，况且，乾隆帝“敕建湖神庙”外，还给这一方水土留下了尊贵的墨宝：“氾水”。乾隆一生写下的诗差不多抵了全唐朝诗收录的2200多位诗人的总量，不少地方都有幸落到了他的笔下；但以华夏之大，疆土之阔，能够拥有这份幸运的毕竟还是少数。氾水无疑是幸运的，建牌坊以志其隆盛，自在情理之中。
在氾水人的眼里和心里，你仅仅“到此一游”是不作数的，你得有所表示；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在此留下印记，就不要怪氾水的记忆和典籍不肯着墨了。
——即使面对贵为天子的角色，氾水人也不含糊。
今年七月，我在氾水镇的东园路上见到了复建的牌坊。乾隆御赐“氾水”二字高悬其上。在书法上，乾隆极力推崇赵孟頫，使得“馆阁体”更显圆融、规整。这两个对书家来说构架运笔都不太容易的字，在乾隆笔下，大气、率真、秀润，楷书中有行书笔意，行书中带草书韵味。两百多年后，我们依然能从这两个字品出书写者的从容、沉静，虽然贵为圣上，写这两个字时，思想上态度上绝对没有应付、敷衍的成分，而是气定神闲、心诚意笃。
这恐怕也是氾水人虔诚地抬举御笔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