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本文以陕西省咸阳市彬县永乐镇中心小学、永乐中学二十世纪至今的现实情况为背景辐射全国，真实描绘公办中小学校教师虐童暴行的全景图）
我本来是一位中国农村学校的教师。我深知自己内心的丑恶和犯下的滔天大罪，利用教师身份和职务之便，对他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了争取减刑，减少人民对我犯下罪行的怒火，我深刻的反思自我，向广大人民群众写下这份坦白悔罪书：
曾经的我，觉悟很低，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觉悟。我1978年出生于假共中国统治下的农村，我从小到大成长的社会环境里，人打人、欺负人很平常。例如街道里工商局在赶集的日子里向摆地摊的收费群殴打人，街道里派出所的警察遇到纠纷拿手铐把人铐在铁门上示众殴打，街道上镇政府带人在村里殴打农民全家等等，这些司空见惯暴行我从小耳濡目染。我愚昧没有良知，没有认识到这些人的这些行为都是对民主制度的践踏和对人民群众的暴行与犯罪，反而从小就把自己带入到“官老爷”的角色地位里，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当上官老爷，威风八面想打谁就打谁，让其他人见了自己都唯唯诺诺、点头哈腰，在人群里高人一等非常有面子。
虽然出生在农村，其他小伙伴都单纯的在上山下沟摸鱼，跟家里人在地里干农活，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但我觉得他们都是缺心眼，我心眼多，很小就会算计人、知道看书。虽然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我那个时候也没学个啥，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学习上我还算可以。我们那个时候比较乱，初中毕业时候，我考进了当时新开没几年的县上的中师，师范中专学校，也就是现在的职中技校。虽然学校里有学生经常打架斗殴，我看他们啥都敢说、啥人都敢打有些羡慕嫉妒，但是我打不过人害怕从不参与，我最多就是背地里算计一些人。
1999年我终于混到中专毕业了，被分配到村小学教书，那时候中午放学了还要派饭到学生家里去吃饭，今天在这个学生家里吃，明天在那个学生家里吃，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家长见了我们端茶倒水，低眉顺眼的很，学生见了我们都躲着怕被我们看见，不知道是害羞还是害怕，学生和家长的这种卑微让我感到非常满足，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官老爷的感觉。
2000年开始就不怎么派饭了，之前打学生我还有所顾忌，理由一般都比较正当。自从不去学生家里吃饭了，看不到跟我身高差不多的家长，跟家长接触的少了，每天都只是跟一二三年级的小学生接触开始，我胆子就越来越正，打学生打的越来越凶，虽然看到家长和其他成年人害怕忌惮，但是打学生就根本不用担心被反打。不仅是我，我们那的几乎所有老师都是这样，校长主任也是这个态度和样子。我从一开始只敢以教育学生的名义扇一巴掌，慢慢的我发现多扇几巴掌也没事，到最后我就随便扇，随便打，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打学生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风气，老师打学生才是正常的，不打反而不正常。
在办公室里，我们这些教师聊到打学生这个话题，就跟聊女人时的样子一样，也是那种非常兴奋非常洋洋得意的精神状况，你今天打了几个，我今天打了几个，你是怎么打的，我是怎么打的，互相攀比谁打的狠、打的凶，谁的花样多，你用竹子打我就用凳子腿打，我比你们更厉害我拿板擦打，还互相分享学生被打的时候的样子和丑态，例如用竹子棍往哪个学生脖子上打的他缩头乌龟还眨眼睛，哪个学生被打的眼泪混着鼻涕流到嘴里，哪个学生被罚扎马步头上冒气练武功，你一言我一句，打学生实际上就是我们教师群体的日常取乐。从扇耳光，到拿脚踹，到把扫竹拆了做成竹棍打，用坏掉的凳子的腿打，逼着学生互相扇耳光，往脸上唾唾沫，把学生拉到升旗台上叫闲着没课的老师围着学生群殴，甚至还听说隔壁镇中心小学有老师提着女生的辫子在操场上轮把头皮给撕裂的。校长、主任鼓励我们打学生，打学生打的越凶残就等于是越严厉越优秀，这样的老师在校长主任眼里就是榜样，是严厉负责任的教师。
至于打学生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没有原因，比如穿的衣服别扭、见了老师不行礼、偷的跟女生说话、做业里有错别字、作业没按时完成、放假期间去山上沟里玩了等等，任何理由都可以作为殴打学生的原因，只要想打随便就可以打，在教育学生的名义下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都可以做。遇到哪个老师如果说他看哪个学生不顺眼，其他老师都会抢着帮忙替他打，你打完了我再去打，轮番的打，就这样“互相帮助”也使得同事们关系非常好，作为人上人大家工作都非常舒心、非常有自豪感，非常享受教师身份带来的荣誉，地位和特权。当然了，对于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孩子，我们是不敢打的，2002年就有一个老师把一个警察的孩子给打了，当天晚上就被拉进派出所打了一晚上，第二天一身伤给放出来了，为这事校长还请那个警察和所长吃了饭，赔礼道歉，第二年就把那个教师给退了，所以打学生也要调查清楚，只能打家里没背景的农民的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