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熊猫外交”的开展，中国政多次向境外赠送或出借大熊猫。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样子不仅收获了一大批海外粉丝，也带动了周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俨然成为了中国对外友好关系的形象大使。大熊猫也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甚至是代名词。而关于中国“熊猫外交”的开创者是武则天的说法也甚嚣尘上，被中外媒体大肆报道，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另外，胡锦矗所谓“辽东人谓之白罴”的辽东不是指今东北辽宁一带，而是指“汉水东北，山西、河南等地区，如同罗愿《尔雅翼》中记载的貔“出貊国”相同，泛指北方地区的观点也很令人费解。
众所周知，貊国是早期存在于东北地区的政权，对比罗愿《尔雅翼》貔“出貊国”，和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貔，似虎或曰似熊……辽东人谓之白罴”的内容，无论是“貊国”还是“辽东”，二者恰恰是在地域指向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三国时期辽东所指代地域几已固定，作为吴国人的陆机，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用“辽东”一词来代指汉水东北，山西、河南等地区。

现存中国古籍中几乎没有找到用“白熊”来称呼熊猫的案例。而“白熊”作为熊猫的别称之一，是迟至民国时期才出现。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对于熊猫的认识其实并不清楚。1934年，刘虎如在《动物地理学》杂志中提到，川藏地区的东部森林中生活着一种“杂色熊（Aeluropus melanolencus）”的动物，这里的“杂色熊”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大熊猫。之后，李慨士在翻译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的著作时，将“Panda”一词翻译成为“猫熊”，并将其比定为中国古籍中的生物“罴（Aeluropus melanoleuc）”，（李慨士《中国西部动物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不过当时在中国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1938年，西康建省委员会对国府内政部提出申请，要求禁止外国人进入该地区捕猎熊猫等野生动物，并提交《严禁射杀白熊（熊猫）金线猴（金丝猴）》的提案。（国史馆蔵、内政部档案122-1239号）对此，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39年回函《准咨关于四川省禁止收买猎捕白熊一案咨复査照由》批复。至此，“白熊”作为熊猫的称谓之一才开始逐渐被人们知晓，但就在同年，国府下发《行政院四川省府建设庁关于严禁捕杀熊猫的训令呈》，（四川省建設庁档案115-5943号）在此之后，熊猫一词就作为官方正式名称固定下来。之后“白熊”一词也在官方文件中消失，只在民间作为熊猫的俗称流传。
可以看到，作为熊猫俗称之一的“白熊”确实一度出现在中国官方文件当中，但如前文所述，如果但仅仅因为是熊猫一度被称呼为“白熊”，就将文献资料中的“白熊”或类似“白熊”生物认定为熊猫的结论实在过于唐突与武断。

按照胡锦矗的说法，该说法是出自于日本史料《皇家年鉴》。可是其在书中却没有提供任何依据，不知其资料来源为何。所以胡锦矗所说《皇家年鉴》这一资料的真实性十分令人怀疑。查找资料后发现，此一说法或是出自于德国记者赫伯特·温特的著作《世界动物发现史》。书中这样写道：
译文：生活在云南省山地竹林的白熊，早在唐朝初代皇帝在位期间的621年成书的《年代记》中已有记载。之后根据日本的《皇室年代记》记载，685年10月22日，中国的皇帝向日本天皇赠送了两只活的白熊和70张白熊皮。

赫伯特·温特写道，根据一本名为《皇室年代记》的书籍记载，公元685年中国皇帝赠送给了日本皇帝两头活的白熊与70张熊皮。关于《皇室年代记》，赫伯特·温特在其书中的原文为“Japanese imperial annal”。可以翻译为《日本皇家纪年》、《日本帝国年鉴》等，这或许就是胡锦矗所说的《皇家年鉴》一书。不过赫伯特·温特在文中并没有提及武则天与天武天皇，所赠送的动物也不是大熊猫而是白熊。如果说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的在位期间，如果胡锦矗将日本皇帝认为是天武天皇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将中国皇帝认为是武则天就过于随意。诚然，公元685年武则天临朝称制握有实权，但是当时武则天并未称帝，名义上的皇帝还是唐睿宗李旦，这一点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称唐睿宗李旦为皇帝，称武则天为“太后、皇太后”就可看出。所以此一时期的对外交流使用中国皇帝称号的只可能是唐睿宗李旦而非武则天。另外前文提到，胡锦矗仅依据“现今青川、平武、北川一带的村民，仍将大熊猫称为白熊”的理由就将此处的“白熊”认为是大熊猫也显得过于草率。

那么所谓的“《皇室年代记》（Japanese imperial annal）”究竟为什么书呢？按照德斯蒙德·莫里斯和雷蒙娜·莫里斯的解释，认为赫伯特·温特所说的《皇室年代记》大概率是指《日本书纪》。根据公元685年是日本天武天皇十四年的时间查看《日本书纪》，这一年中没有任何中国皇帝赠送动物给天武天皇的记载，甚至在天武天皇在位期间（公元673年-686年），中日两国之间也没有任何官方的交流与互动。如果按照活熊2只与熊皮70张的内容查找的话，则可以在日本齐明天皇时期找到了相似的内容。《日本书纪》记载道：
是岁，越国守阿部引田臣比罗夫，讨肃慎，献生羆二、羆皮七十枚。（《日本书记》齐明天皇四年条）
这里提到，齐明天皇四年（658年），日本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征讨肃慎，将“生罴二”与“罴皮七十枚”作为战利品献给了齐明天皇。关于文中提到的肃慎，历来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指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种是指日本北海道以及本州岛北部地区与大和朝廷相对立的地方势力。参照日本越国（今日本福井县与山形县部分地区）位于日本北陆地区，以及越国守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多次征讨“虾夷、肃慎”的内容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此处的“肃慎”应为后者无疑。

由此可见《日本书纪》所记载的内容与赫伯特·温特在《世界动物发现史》中所提及“两只活体白熊和70张熊皮”的内容相似程度颇高，除此以外《日本书纪》再无类似记载，所以赫伯特·温特书中所写内容极有可能是参照此条文献撰写而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者材料的内容虽然相似度极高，却也有诸多差异，主要有所载年代、人物、动物、以及赠送方式的四点不同。

总结:
1武则天熊猫外交的确有人做了考证，就叫大熊猫研究。但是并不靠谱。因为中日韩媒体互相引用。这个成了很多人事实。真相是一个赫伯特温特的西洋人引用资料引用错误。
2白熊称呼的确在中国史存在，但是在民国时代了。
樱花国那边的资料是是越国守的奉献出来的白熊皮。

当然更主要我希望历史吧一些爱历史者，认真踏实的考据才能保护我们文明。
在倡导中日友好，不要叙述不存在的事实。
要不打脸以后，中日的知识分子更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