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名句”里，要论“骂读书人最狠”的一句，莫过于这声流传了数百年的“名对”：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
那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其实，这句“名对”，本身就是加工版，其“原版”出自明末文学家曹学佺的《至屠夫徐五家见悬此联》一诗：蝇营狗苟贪妄欲，人猿如何再作揖, 仗义半从屠狗辈, 负心多是读书人。
身为明末读书人里的佼佼者，一生“著书千卷”的晚明大才子曹学佺，怎么会“记录”这么一句“抹黑读书人”的“名句”呢？清朝人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全编》的也有补充记录：当年曹学佺罢官回乡后，去拜访家乡一位叫徐五的屠户，却见徐五家的厅堂上赫然挂着这幅“名对”：仗义半从屠狗辈, 负心多是读书人。联想到自己糟心的宦海浮沉，曹学佺自然“为之惊然”，不但与徐五“与定交”，更把对联记录下来。而后这段“名句”，又被人几经改造，变成了我们熟悉的“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为读书人”，一直流传至今。

那这句话，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其实，单是看看“记录人”曹学佺的人生，就知这句话“相当没道理”。曹学佺何止是晚明大才子？更是明末政坛上的杰出干臣，坎坷的宦海生涯里，他曾修治了四川的道路，严惩了广西的皇亲国戚，整顿了西南的钱币经济，不但政绩做了一箩筐，更在明末清初扛起了抗清的大旗，最终在南明亡国的烈火中慨然自尽，后被清王朝追谥为“忠节”。壮怀激烈的人生，既未“负心”，更不曾“负国”。
但是，也正是在这山河变色的岁月里，堪称“读书人良心”的曹学佺，看透的却正是明末“读书人”们那触目惊心的堕落。以曹学佺自己的话说，当时的读书人何止“负心”？那简直是“博带儒冠， 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那真实历史上，明代的“知识阶层”真这么雷？其实更雷！
就以最基本的“穿衣”来说，晚明的读书人们，那就“亮瞎”多少前辈的眼。明朝万历晚期时，一位担任浙江学道的老官员李乐，却记下了当地读书人的怪现象：这些饱读圣人诗书的“青年才俊”们，非但没半点读书人模样，反而各个浓妆艳抹，穿着女子的衣服放肆调笑打闹。气得吐血的李乐大人，愤然赋诗一首：“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其实，这种“伪娘风”，早已是当时明代“青年精英”们的流行时尚，任李老先生再怎么抹泪写诗也改变不了。但比“伪娘风”更严重的，却是一同到来的奢靡风。当时的年轻人，何止要穿得“妖艳”？更追求“穿得贵”：比如大明穷得叮当响的崇祯年间，秀才们的衣服，就是越穿越名贵，甚至还穿上了昂贵的“湖罗衫”，如果当时哪个秀才不穿湖罗衫？必然会被人嘲笑。
这样追求奢华的风气下，读书人的首要追求，也就悄然变成了“钱”，连带着充满“一夜暴富”诱惑的“赌博业”，都成了深受读书人“热捧”的“朝阳产业”。明朝各个“一线城市”里的读书人，都是赌博成风。好些高官们更是在家里开设赌坊，晚上通宵豪赌。如此上梁不正，年轻秀才也自然跟风。明朝嘉靖年间时，“生员赌博”就成了常见现象。在广东一些城市，秀才们沉溺其中“便浪逐萍游”。杭州更发生过搞笑事，数十个秀才故意做局，诱骗一“富二代秀才”把小妾都输掉，气得按察使都下判词“一掷而输少艾”，简直捂脸。
这样的“捂脸事”，也不止是秀才们的专利，就算是有了“功名”，踏入仕途的进士们，到了万历末年也是“以不工赌博为耻”。这样一群“赌棍”组成的朝廷，又有多少“含金量”？

其实，所谓奢华，所谓赌博，都只是当时明朝士风败坏的冰山一角。更恶劣的现象，却是读书人争名逐利的风气。早在明朝中后期时，读书人的价值观就日渐扭曲，以《万历野获编》的记载，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高中，第一件事哪里是什么忧国忧民？反而是先给自己取个号，有了“号”就能在权力场刷声望。然后就是娶小妾，求田为舍。想尽办法追求财富。至于内忧外患的朝局？国家命运？那才懒得想。
万历四十四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赶考，一路惊见了山东农村灾荒的惨景。那饿殍遍野甚至“人相食”的一幕幕画面，让这位良知未泯的读书人很多天“恶状尤横胸臆间”。可进京才两三天不到，那些与他同行的“同学们”，却似乎忘了几天前的惨痛一幕，反而一个个成日花天酒地，“声歌诱耳，繁华夺目”。至于灾情如何，民生如何，除了这位陈其猷外，其他人“竟漠然不相关矣”，这，就是大明朝的“青年才俊”们。
如此没心没肺的场面，可不止在这几位“青年才俊”身上。明末学者徐芳更提出了“士为盗贼”的结论。这些明末饱读圣贤书的“精英”们，却是“水旱频仍而不知恤,疮痍宛转而不知矜,坐糜廪食而不知羞,负赤子父母之望而不知省”。对于老百姓的寒苦，竟到了如此麻木的地步。这样一群“精英”，可不就是“与世盗贼等耳？”
如此严重堕落的“精英盗贼”，既然对民生疾苦置若罔闻，他们又都关心什么？“格调”高一点的，就是忙着党争。为了争名逐利，纷纷投身于明末各个派系，比如号称“清流”的“东林复社”里，连他们自己的《复社纪略》都承认，这“清流团体”里充满了“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这帮人平日里充当打手，靠“骂战”博出位，私生活也丰富多彩。以至于明亡多年后，清朝诗人们还写诗表示羡慕：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
拯救大明靠这些“好女婿”？显然不靠谱。
更不靠谱的，还有大明官场上的各色“俊才”们，比如以“刚正”著称的言官们，到了明朝灭亡前，也是彻底没了底线。只要外地官员进京，这帮人就跑到人家住处，挨家挨户敲门索贿，只要谁不掏钱，第二天就是各种奏折砸来。吓得那些官员们甚至要卖衣袍凑钱行贿。两个多世纪前明太祖苦心设立的“言官制度”，这会却只养出一群“小流氓”。
“小流氓”如此没品，“大流氓”们却还要秀：崇祯年间的大明朝堂上，看似官员们一个个很“端正”，甚至金银财宝都不敢收，但人家只是换了“玩法”，官场上往来交际，“送钱”都变得没文化，都要送奇珍异宝乃至古玩字画，美其名曰“雅贿”。重要的人事任命，基本都是“雅贿”开路。崇祯年间的一幅对联，就生动说明了这群“大流氓”的德行：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当然，如果就此说明末读书人都“负心”，比如“记录”了“负心多是读书人”的曹学佺，乃至孙传庭卢象升刘宗周黄道周等杰出人物，都是明末读书人里的“良心”。但烂到家的明朝士风，外加崇祯帝昏聩的统治，让明朝权力场上演了一次次逆淘汰——最先被“淘汰”的，恰是这些“良心”。

所以，也就有了明朝灭亡时，一幕幕的奇现象：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北京城大小官员们卖身投靠者四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文官精英”。比如慷慨劝说崇祯“殉国”的言官魏藻德，就带头给李自成卖命。昔日的江南清流领袖周钟，也成了“大顺朝”的重臣。至于崇祯生前无比信任的魏藻德陈演等重臣，那更是“做叛徒人家都不收”，先后被打的家破人亡。种种丑态，恰如明末文学家冯梦龙那声怒骂：“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
而等到清军南下，明朝“读书人”的不要脸表现也在继续：待到清军打下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的大小官员纷纷出降，却是南京城里一位乞丐愤然自杀，留下一首打脸啪啪的绝命诗：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存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主题也很明白：我大明，怎么养了这么多“负心”的“白眼狼”。
看过这一条条白眼狼，再看看为明朝殉国的曹学佺，就知那一声“负心多是读书人”，何止是痛苦的领悟，更藏着让人叹息的亡国反思——大明的衰败，就以读书人的堕落为缩影。

现在，少数名校毕业的，甚至硕士博士毕业的所谓知识分子精英，何尝不是如此？
有些自诩正义、公正客观帝，道貌岸然，人五人六，实际上站在某些立场，摇旗呐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