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在封侯之时，巧妙地以“发踪指示”来比喻萧何为“功人”，而将诸将称作“功狗”（——引用自《史记·萧相国世家》，以下不再标注）。这一独特的表述，实则暗藏着深刻的政治玄机。鄂君进言指出：“曹参在野战略地，不过是一时之事；而萧何负责补军缺、转粮饷，此乃万世之功。”鄂君的这番话，看似是在客观评价二人功绩，实则是刘邦借他人之口来重构价值体系。通过这样的方式，刘邦试图引导众人对不同功绩有新的认知。更值得玩味的是封赏细节。刘邦益封萧何二千户，理由是早年自己繇咸阳时，萧何曾独自多赠他二百钱。他将早年的这份私谊，巧妙地升格为政治功勋。这种叙事策略可谓高明，既消解了武将“身被七十创”的悲壮色彩，又确立了文治高于武功的统治逻辑。司马迁评价萧何“位冠群臣，声施后世”，这精准地指出了萧何在刘邦构建新型权力结构中的象征意义。在乱世之中，武力固然重要；然而到了治世，文治的作用则更为关键。萧何成为了刘邦推行这一理念的重要符号，其地位和影响力也因此得以彰显，为后世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