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引用自中华书局版《孙子兵法》
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九变》是内容编排得较为混乱的一篇。此篇的篇题，以及篇中“五利”等词语，由于作者语焉不详，注释者难免聚讼纷纭。围绕着篇题“九变”，长期以来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种意见：
第一种是“五变”说，以梅尧臣、张预等为代表。曹操在本篇“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的后面，注曰：“谓下五事也。‘九变’一曰‘五变’。”张预曰：“曹公言‘下五事’为五利者，谓‘九变’之下五事也，非谓‘杂于利害’以下五事也。”认为“九变”实为“五变”，指的是本篇开头“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五句，意谓军队在以上五种地形下机变灵活的作战原则。
第二种是“九变”说，以李筌、贾林、何廷锡为代表。贾林在“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的后面，注曰：“九变，上九事。将帅之任机权，遇势则变，因利则制，不拘常道，然后得其通变之利。变之则九，数之则十。故君命不在常变例也。”认为“九变”指的是“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九事，“君命有所不受”一句不在“九变”之列。《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的整理者亦支持此说。汉简有佚篇《四变》，整理者认为该篇“在解释‘途有所不由’等四句以后说：‘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据此，九变当指‘圮地无舍’至‘地有所不争’九事而言。”
第三种是“错简”说，以张贲、刘寅、赵本学为代表。他们认为《军争篇》与本篇“简编错乱”，《军争篇》的末尾“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八句，与本篇开头“圮地无舍”一句，句型相近，原本蝉联一体，却被割裂措置。“高陵勿向”八句与“圮地无舍”一句合在一起，即为“九变”。
第四种是“泛指”说，以郭化若、杨丙安为代表。郭化若说：“本篇讲各种特殊情况的机断措施。‘九’泛指多，‘变’指不按正常原则处置。”
第五种是“九地之变”说，以李零为代表。他指出：“今按‘九变’实即《九地》‘九地之变’。”“我有一种怀疑，《九地》可能是《孙子》各篇大体编定后，最后剩下来的材料，整理工作有点差，因此结构松散，前后重复。《九变》又是从《九地》分出来的一部分。”
如果本篇文字确实源自《九地篇》，那么“九变”应该指的是兵家在熟知各种地形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以战胜敌人。本篇的第二段有言：“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只有通晓“九变”原则的好处，才算懂得用兵，否则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利用地形之利。由此可知：依托不同的军事地形，强调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当是《九变篇》的主旨所在。
战术原则运用得当，便能实现既定的利益诉求。在追求战争利益的过程中，如果一味求“利”而不知“害”，便会导致亡国丧家的危险。孙子在本篇的第三段提出了“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观点，要求战争决策者辩证地看待“利”与“害”，不仅做到两者兼顾，还要能够化害为利，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导权。本篇最后一段概括出了军事将领有可能存在的“五危”，即五种致命的缺陷。“五危”是“兵家之灾”，能导致“覆军杀将”的恶果。显然，只有了解“五危”，克服“五危”，军事将领在人格建设方面，才能更好地领悟《计篇》中的“智”、“信”、“仁”、“勇”、“严”等各项标准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