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想，与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对严刑峻法的批判，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高祖刘邦采取“破觚为圜，斫雕为朴”的政策，废除了秦朝的苛政，这一举措看似是对黄老之学的回归，实则暗含权术考量——宽松政策主要是为了稳定战后社会，并非真正推崇道德本身。然而，到了文景时期，郅都、宁成等酷吏的崛起，暴露了单纯依赖道德教化的局限性。济南瞷氏豪族势力强大到“二千石莫能制”，迫使景帝不得不启用郅都进行镇压。郅都的“不避贵戚”表面上践行了法家“刑无等级”的原则，实际上却是皇权借助法律工具打压宗室势力的体现。武帝时期，张汤通过“舞文巧诋”，将儒家“经义”融入律令之中，表面上看是在追求“复古”，实则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服务。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充满了矛盾：他肯定郅都为“忠臣”、张汤能够“知阴阳”，同时又批判他们过于苛刻严厉。这种双重标准反映了汉代士人对于如何平衡“法统”与儒家伦理之间关系的纠结——既需要利用法家手段来巩固统治基础，又不愿意完全背离儒家的道德准则。最终，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折衷方案：以礼法作为外衣，以严刑作为利刃，从而为后世“儒表法里”的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