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8月8日中午11点半左右，一名叫做 Paul Cole 的美国游客在伦敦的艾比路旁等待妻子，他望向不远处四名他并不认识的男子横穿马路，他们“走的像四只鸭子，其中一人似乎还甩丢了鞋，看起来有点弱智。",路对面是在旁边 EMI 录音棚工作的装饰工 Derek Seagrove 和他的两名同事，他们自然认识斑马线上的四名年轻人，但也无法理解，他们为何要在30度的烈日下反复横穿马路三次，甚至还让警察封了道。


一个多月后的9月26日，这四名路人模糊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谢幕，与一个影响了无数人的乐队最后的盛宴，被永恒的镌刻进了历史长河之中。

书接上回，披头士的四人组在经历了白专的疏离与矛盾之后，逐渐开始分道扬镳，忙起了个人的事务，列侬在69年3月与小野洋子结了婚，还沉迷于和她共同参加反战的“卧床”“抗议活动；乔治对于白专录制期间成员之间的关系深感失望，独自离开去往美国与鲍勃迪伦和 The Band 等人合作自己的个人作品；不善言辞的林戈彻底退出了乐队的创作过程，处理起了乐队的电影和其他一些剧情片；此外，苹果唱片的财务和法律问题几乎让他们大打出手，导致四名披头士成员中有三人感到失望，不再热衷于合作。唯一乐观的是保罗，他依旧忙着老本行，在录音室与乔治马丁录歌，等待着乐队重新运作的那一天。

约翰列侬在68年末至69年初经历了人生中最混乱的一段时光，他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几周后，与洋子的第一个孩子就在68年11月21日流产，不久后又与洋子染上毒瘾，还因此指控被捕。这种混乱的生活令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怀旧感，在主动找到保罗交涉后，将乐队的下一张专辑初定名为 Get back，并渴望做出回归早期 Please Please me 那样的流行曲风歌曲。
原本希望通过重启巡演来重新凝结乐队成员的保罗与列侬起了冲突，后来他们达成了和解：在苹果唱片总部楼顶举办一场音乐会。这也是让乔治和林戈终于放下心来重返乐队的重要条件。

在Get back 的录制期间，列侬曾与其他成员回到了曼彻斯特广场总部室的楼梯间，拍摄了一张与他们首专几乎一模一样的封面，他本人相当喜欢这种记录时光变迁的感觉。尽管此时期的列侬偏执易怒，但从这张封面不难看出，不善言辞的他仍渴望着脱离当下的喧嚣。

可惜好景不长，总部楼顶的演唱会尽管只持续了40分钟也没有任何预告，但依旧轰动一时，大量粉丝私录了 Get back 的新歌，保罗希望能够录制不同于现场的版本。与此同时，他还计划同期发行一部包含录制期间影像的纪录片，不厌其烦的其他人对此不再感兴趣，Get back 被迫搁置。

直到 1970 年的1月，Get back 计划才在列侬和乔治的推动下重新被整合成一张专辑，这时的专辑已经被更名为世人熟知的 Let it be，这时列侬早已不在乐队，而三个月后，披头士就此解散。

“《Let it be》是一张非常不快乐的唱片（尽管里面有一些很棒的歌曲），我真的相信披头士乐队就此终结，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和他们合作了。我想，以这种方式结束真是太可惜了。”– George Martin

“我知道，如果当时我不站出来做点什么，乐队的历史必将留下天大的遗憾。”，保罗在69年5月份望着已经支离破碎的乐队，鼓起勇气给在白专期间被他气走的 Geoff Emerick 打了个电话，恳求他继续为披头士的下一张专辑录音。之后，保罗返回了 EMI 录音室，直面制作人乔治马丁：“以这种方式结束太可惜了，我们要再做一张专辑。”，并信誓旦旦的表示，乐队内部的矛盾已经解决，他们也不会强求马丁用他不喜欢的方式制作专辑。

在打完这些电话后，他们的下一张专辑于7月正式开始录制，但最早的歌曲 I Want You (She’s So Heavy) 早在2月就已经开始筹备，不过那时候他们还是在苹果总部地下室里新建成的录音室里工作。这个录音室是由他们的电子工程师 Magic Alex 修建的，但他多半是个伪装的很好的江湖骗子，他给披头士提供的录音主控台是拿木板和一台老旧示波器敲在一起的，录出来的音乐全是杂音，后来只能被拉去废品店卖了换钱，还只值五英镑。Geoff Emerick 回归后直接放弃了这个四面漏风的破录音室，拉着乐队重回了 EMI 录音棚。

69年4月，由于拍摄电影的林戈，以及外出旅行的乔治的缺席，保罗和列侬独自录制了乐队的下一张单曲 The Ballad of John and Yoko – 一首列侬写给洋子的情歌。他们放下了彼此之间的仇恨，列侬独自创作了歌曲的旋律，保罗则像白专一样接替了林戈的鼓手职位，这首歌被看作是两人最后一次的友好合作，也是 Abbey road 全面录制开始前的一次预热。

不久后回归的乔治带着他的个人作品开始了排练，经过了赴美的音乐之旅后，他似乎有意识地开始强调自己的创作能力，因此把新专辑的录制当作个人专辑的练手，不希望他人的插手。乔治已经准备好了个人的数十首歌曲，在乐队解散之后他发行的三专辑 All things must pass 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次他在演奏期间被工程师请求将吉他音调调低，冷冰冰的回了一句：“你不该这么对一位披头士成员讲话。”

另一方面，林戈无疑是乐队中创作能力最弱的一位，因此在白专结束后，其他成员冷战期间，他只能去参演电影，他出演了 1968 年的《糖果》和 1969 年的《神奇的基督徒》，促使他重返乐队的原因是当时已无片可拍，而林戈担心他脱离乐队之后会“无人在意”。

总的来说，Abbey Road 的前期录制过程处在宝贵而又脆弱的和平之中，乐队成员们容忍了保罗武断的领导地位，列侬危险的暴脾气和乔治易于不耐烦的性格，在一片混乱之中签署了短暂的停火协议。他们还签约了一位年轻的录音工程师 Alan Parsons，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那不妨看看他之后录音制作的作品吧。

赶上直播了

新专辑于69年7月2日正式进入全面录制阶段，但第一天列侬就缺了席 -- 列侬与洋子、她的女儿京子和儿子朱利安六月份在苏格兰北部度假。一则新闻报道称，当时列侬在驾驶，他们的车冲进了路边的沟里。列侬需要在床上躺5天，洋子的情况则更严重一些。不过这也许是个好消息，保罗接手了录制过程。由于马丁提供给他们的主控台型号不同，他们无法再做出早期专辑那种复古的感觉，因此保罗开始着力于复刻一张概念专辑 – 正如佩珀军士一样。

末期的披头士有一种很奇怪的化学反应，只要成员数不是四人，大家都能相安无事，但是一旦四人齐聚，他们就开始打麻将– 总有一人要向别人摊牌。这次最先犯病的是列侬，他在7月9号回到艾比路，一边向其他成员展示身上未消的淤青，一边带他们看楼下那辆被撞得面目全非的奥斯汀汽车（他自己特意请拖车一路拖来的）。之后便开始了魔术表演：他挥挥手，四名搬运工人就从录音室正门抬进来了一张大床，身旁一瘸一拐的洋子直接躺了上去。列侬从 Geoff 那里要来了一个麦克风，表示“妈妈”身体还没恢复，需要以这种方式参加乐队的排练。

洋子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她躺在床上的时候，经常对着麦克风用一种低沉，但足够令其他人听到的解说式音调絮叨：“Beatles 接下来会做这些……”，搞得保罗用讽刺的语气回怼：“是 The Beatles，小姐。”，不过洋子不会理他，继续在那“Beatles”。

乔治则完全无法容忍洋子的存在，一次洋子从床上下来，小心翼翼的吃了乔治柜子里的饼干，看到这一幕的乔治扭头就走，小声嘀咕着：“那个**！”，他勉强能够尊重洋子的才华，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让列侬和保罗听到他的歌曲，但现在突然有一股外部力量在争夺他必须不懈努力才能获得的有限关注。

这声咒骂还是被列侬听到了，两人为此吵了一天。不过他们也不是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主要集中在保罗的作品Maxwell's Silver Hammer 上，这首费心劳神的歌曲耗费了他们数天时间，乔治对此很赞同列侬的评价：“又是一首保罗的老奶奶歌曲。”

列侬花了两个星期在床上和洋子闲聊，打电话，除此之外啥事没干，直到7月21日才从床上爬下来：“是时候让你们听听真正的摇滚了。”，他加入了自己录制的歌曲 Come together，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列侬受到加州州长竞选者的邀请，随手为他写的一句竞选口号用来传递反战思想，后来在录音棚里被拓展成了一首节奏极快的布鲁斯。录制期间其他人完全听不懂歌词，愤怒的保罗生平第一次提早离开了录音室。
专辑 B 面的组曲是保罗在列侬不在的期间编排的，当时已经有了整张专辑都按此构建的设想，列侬完全不感冒：“保罗的那些破歌一点艺术价值都没有，我们已经做过佩珀军士了，这完全是老调重弹。”，林戈这次站在了保罗身边：“专辑中最后几首曲子是我们最伟大的作品。”，他还破天荒的为 The End 提供了鼓的 solo。

乔治马丁过来打了圆场，对列侬说组曲的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上之前未完成的歌曲，列侬依旧不感兴趣。不过在他得知可以将自己的 Sun King 和 Mean Mr Mustard 加入进去后，很快改变了主意。

录音期间的 Geoff 经常吸着一种叫做喜马拉雅的香烟，保罗曾提议将他们的新专辑以香烟品牌名命名，但是这样的话封面完全没得拍，不说飞到那里的预算问题，光是高原反应都能要了这几个小年轻的命。林戈的提议则更无厘头一些，比如“比利的左靴”什么的。


后来乐队成员们也懒得管了，直接把EMI 录音室所在的街道名抄下来当作封面，保罗选择了在路口的斑马线拍摄，这样既能展示乐队四人，也能将艾比路的景色一收眼底（包括照片左侧白色的录音楼）。他们没有在封面上加入乐队名字，很显然世界上最著名的乐队不需要身份证明。

摄影师 Iain Macmillan 在69年8月8日中午11：35 拍摄了封面，警察封了道，并给他们十分钟时间来完成拍摄，乐队四人总共过了三遍马路，在 Iain 拍摄的六张照片中选择了第五张。

为了版面整洁，封面的 Abbey road 名字也被移到了封底，不过这是在路的另一端靠近车站的一侧拍摄的。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右侧一闪而过的模糊身影属于谁，Iain 在拍摄时这名身着蓝色连衣裙的女子抢了镜，这名神秘的路人为原本极其静态的视觉构图增添了一些动感。披头士从来都不是普通的乐队。他们喜欢奇怪的事情或“错误”——比如当 Rubber Soul 封面镜头在屏幕上向后倒下时，给人一种扭曲、延伸的视角。

“那是八月的一个非常炎热的日子，我穿着西装和凉鞋来到这里。天气太热了，我脱掉凉鞋，赤脚走过去拍了几张，很多人都赤脚走过，所以这对我来说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保罗对自己的奇怪行为做出的解释反而助长了当时盛行的阴谋论：有人认为保罗已经死了，现在的保罗另有其人。他们相信保罗早已死在了67年1月份的一场车祸，英国军情五处用一个复制人代替了他。

这些狂信徒能从各种细枝末节的信息中臆想出线索，包括佩珀军士封底保罗是唯一一位背对镜头的成员，以及Magical Mystery Tour 封面上的黑色海象。也许是为了驳斥这种观点，保罗成为了重返艾比路最多次数的成员，甚至在93年的现场专辑重新用了69年拍摄的照片做封面。


这并不是摄影师 Iain 唯一一次在艾比路拍摄专辑封面，五年后，他为组合 New York City 的《Soulful Road》拍摄了几乎一样的封面。当然，Abbey road 作为摇滚史上不朽的文化符号，向它致敬的乐队数不胜数。


69年8月8日拍摄的那天艳阳高照，一如乔治在 Here comes the sun 中唱的一样，但这也将是乐队走向分崩离析前最后一次愉快的合作。“一旦我们完成了 Abbey Road，一切就都结束了，我想我们都接受了这个事实。” – George Harrison

故事哥这次还是分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