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这本书的原序言还是挺自知之明的,讲明了关帝信仰就是架空于正史之上的
如果单以三国史籍立论,当然这些资料都不能征引。然而,正是这些看似不是“正史”记载的资料,却代代相传,越传越多,越传越神,并从中赫然走出了一尊令古今万众敬仰的关圣帝君。这是为什么?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破解这个历史难题的思维钥匙: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这是陈寅恪先生洞悉中国史学传统而为治史者指明的一种治学路径与治学方法,即“伪史料中,有真历史”。
早在孔子著《春秋》时,夫子看重的是书中的“微言大义”,即背后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全部的客观事实,故晚明思想家李贽认为,《春秋》三传都以解释、凸现“春秋大义”而非提供历史真相为目的。
司马迁著《史记》在为人作传时,其叙事重视传说资料,富有传奇色彩,甚至有意追求传奇性效果,从而使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具有超越现实人生的想象性创造性质。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内篇》中说:“古之国史,闻异则书。”又说:“旌怪异……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因此,清初曾任荆州太守的杂剧家袁于令总结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
按照这一理路,解析历史流传下来的从关羽到关公、到关王、再到关帝的各种传说和灵验记录,就会眼界洞开,迷雾廓清。为此,我在检视这些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和参阅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学科视域,经过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将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由人变神:关羽的神化进程;下篇,护国佑民:关帝的诸种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