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后的夜晚#首曝正片片段！被吊打的@黄觉，默不作声反抗的#汤唯#，盛气凌人的陈永忠唱到“就这样吧，将一切抹去” http://t.cn/R367GMe

凤凰网秦婉
#戛纳电影节# No.20一种关注《地球最后的夜晚》4.5：先说个观影提示，本片是前半部分2d，中间有一个进入3d的仪式性镜头（黄觉进影院戴上3d眼镜），然后片名字幕出，开始3d部分，进入一小时的3d长镜头。因为是夜景3D，之后对国内观众的观影是一个考验，一方面还是国内银幕灯泡亮度的问题，希望片方要对此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国内观众能不能理解中间开始进入3d的这种方式，也要打个问号。当然，对我来说，这都不是问题，我很享受这次观影。
本片和《路边野餐》是一脉相承的叙述方式，只不过更加华丽、梦幻，沉浸式梦境体验更强大。主题就是记忆，进行似梦境似现实的影像呈现。一小时的长镜头从山洞、山下、阶梯到空中，室内室外不断穿行，人物递次出现，拼解出了主人公近乎一生一瞬的悲欢离合，举着火把的张艾嘉煽出了我的眼泪，黄觉汤唯最终的深吻令我如梦初醒。
毕赣拥有强大的审美逻辑，在此审美逻辑内的光影呈现已然无可挑剔，这是作为年轻导演有望“开新教”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力配得上野心，不出意外他会从同龄人中成功晋升中国最好的艺术片导演。所以强烈受捧是难免的，[允悲]希望他坚持住。
演员还是配合电影存在的，原本担心的明星效应并没有影响影片质量。这是最适合汤唯的一种电影了，神秘艳丽、吹气如兰、无根无源，也是她最美的一次（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判断，请勿比较）。黄觉作为做梦人从头带到尾，李鸿其几乎重现了《醉生梦死》里的演技时刻，自带泪腺技能，张艾嘉的角色无意中点破了主题。陈永忠虽然只有一场戏（就是曝出的那个片段），但也够突破了。齐溪、明道也在片中客串，几位非职业演员都很带感，正好和男主角黄觉形成一种对应感。

3
在C&C08项目最困难时，功能不畅，故障频出，华为的工程师整天愁云惨淡。任正非每天都去员工宿舍给工程师打气。某一天，他激情澎湃地说：“十年后，华为要和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华为要占据三分之一的天下！”在场的工程师哄然大笑，心想老板真能吹。[9]
多年后，柳传志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讲道：“我和任正非性格不同”，在技术攻坚中“他敢往上走”，而自己不行。
但性格恐怕并不能来解释一切。在C&C08 2000门交换机磕绊开局后，华为继续向下一个项目冲锋：C&C08 万门机项目。在这个项目中25岁的李一男得到了公司鼎力支持，即使中间因为技术方案失误而造成20多万损失，公司也丝毫没有责备。而此时的罗争和他的程控交换机事业部，却陷入了联想“路线斗争”的漩涡当中。
1994年，顺利开局的罗争准备加大投入。由于电信行业的回款周期长，扩大市场就需要流动资金，因此罗争的部门向公司申请贷款支持。但尽管他们需要的贷款只有杨元庆领导的微机部的5%，但柳传志就是不批。董事长曾茂朝、总工倪光南、副总胡靖宇等多次联名请求，柳传志也毫不松口。[4]
直接要支持不行，倪光南只好曲线救国，建议把罗争的部门改组成子公司，联想占股51%，员工持股49%，独立运作自己去争取贷款，不再依靠联想。这个提案受到了程控部员工的热烈欢迎，他们看到了产品的巨大市场前景，决定自筹200多万资金，脱离联想自谋生路。
柳传志先是在1994年11月批准了这个方案，但在筹资的关键时刻，他打电话给罗争：“你们集资的事不要做了，这事我另有考虑。”一句话，程控部独立运作成子公司的计划也流产了。[4]
这一系列事件的大背景，是1994年开始愈演愈烈的“柳倪之争”：柳传志坚持“贸工技”路线，倪光南坚持“技工贸”路线，昔日亲密的合作伙伴翻出历史旧账，开始相互捅刀子。作为倪光南亲自扶持的“嫡系”，罗争和程控部的遭遇不难理解。
在罗争得不到联想支持的同时，李一男领导的C&C08万门机项目组却在任正非的支持下势如破竹。这个项目组调集了公司里的精兵强将，后来被称之为华为的“黄埔军校”，从项目组中产生了华为3个常务副总裁，3任中央研究部总裁，一个高级副总裁和一个执行副总裁。[9]
1994年8月，C&C08万门机在江苏邳州开局，经过两个月的上线调试，最终大获成功，随后跟C&C08 2000门交换机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94年销售达到8亿，95年销售达到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外人很难想象，这个产品是由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团队做出来的。
多年后，倪光南复盘华为和联想的交换机项目，总结道[4]：
1994年左右，我们进入通讯领域时，品牌、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第二台程控交换机卖出去后，就把开发费用赚回来了。但因为我下台了，联想就不支持了。我一个人的下台倒罢了，但和我关系密切的一大批科技人员，也因受到压力纷纷离去。
倪光南所说的“下台”，指的是在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董事会召集公司200名干部开大会，宣布免去倪光南在联想的一切职务。
受“柳倪之争”的影响，尽管罗争的程控部在1995年已经成为联想集团的第二大部门，仅次于杨元庆的微机部，但还是随着倪光南的“出局”而逐渐式微。罗争也在1996年离开了联想，在他之后，程控部的骨干纷纷出走，联想的程控交换机被彻底埋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没有了倪光南的联想，彻底转向“贸工技”之路。1995年，柳传志正式提出了"贸工技"的说法。1998年，柳传志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名为"贸工技三级跳"的文章，将"贸工技"被提至联想的战略高度。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他们的研发投入总和，不及华为的十分之一。
关于当年这场互撕的研究资料很多，本文在此不再赘述。稍微多讲一句：因“柳倪之争”而折戟的除了程控电话交换机之外，还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下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联海ASIC设计中心项目，在即将签约时，柳传志用“目前没有把握”为理由，将这个项目予以否决。[4]
1995年3月，华为成立“中央研究部”；同年6月，联想宣布永久废除“总工程师”一职。两家公司自此彻底分道扬镳。
4
很多年前，前阿里巴巴参谋长，现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问过柳传志这样一个问题：“未来联想是想做大，还是想做强？”柳传志犹豫了一会，回答道：“那还是做大吧。”[2]
在柳传志和杨元庆的掌舵下，联想的确越做越大。在1994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华为虽然保持极高的增长速度，但在收入规模上始终没能追上频繁并购的联想，一直到2008年，华为才彻底在营收上压倒联想，并将优势保持至今。

这种“做大”为联想和柳传志本人赢来了无数赞誉，直到2018年的贸易战中，人们才骤然发现：“做大”关键时刻根本不顶用，“做强”才能掌握产业命脉和国家根本。
联想为何没能做强，其根本在于踏空了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大致上可以踏上三类红利：
1. 国内市场需求红利
2. 中低端劳动力红利
3. 工程师和人才红利
联想和华为作为高附加值的科技企业，跟中低端劳动力红利没有太大关系，但它们的崛起都受益于国内市场需求红利。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华为凭借对研发的疯狂投入，将工程师和人才红利充分利用，而联想却因为坚持“贸工技”的道路，没能利用中国的廉价工程师资源，为自己建立起技术的护城河。
事实上，华为是中国工程师和人才红利的最大受益企业之一。早在1993年，任正非就拼着借高利贷，也要给工程师发工资。1999年，任正非去华为北研所视察，问时任所长刘平：“你这里怎么才这么一点人呀，不是叫你多招吗？”刘平解释说害怕人多了没事儿干。任正非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人来洗沙子也可以。”
在房价飞涨的今天，为了能够继续享受到人才红利，华为从2008年开始就将研发中心从一线城市疏散到二线城市，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毗邻的东莞松山湖，后者房价只有深圳的五分之一。这样才能让员工摆脱房价的重压和焦虑，安心地为华为奉献青春。
而联想这么多年，仅有2%的研发投入（华为长期在10%~15%左右），仅能维持传统PC业务的升级换代，在芯片、硬盘、面板等相关领域均是一片空白。从1994年至今，联想背靠的中科院、毗邻的清华北大、附近的北邮北航北理工等高校的青年俊才如过江之鲫，但联想却从未像华为那样充分利用。
但倒回到1994年，这一切都没那么复杂，是否支持眼前的这帮年轻工程师去搞研发，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国人到底行不行”的问题。
5
联想和华为分道扬镳的1994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上映了一部电影，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文名字叫做《肖申克的救赎》。
在电影中，主人公安迪身陷监狱，他用一把小小的鹤嘴锄，花了20年时间，在监狱的厚墙上凿开了一条隧道。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安迪钻过这条隧道，用石块砸开下水管道，匍匐爬过了恶臭和令人作呕的500吗，奔向了自由。
在滂沱的大雨中，他张开双臂，迎接着毅力和耐心给他的奖赏，这一幕令无数人动容。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安迪，能够有耐心花20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像安迪那样，就像绝大多数企业都不会像华为那样，不投机，不急躁，不冒进，不懈怠，耐心地用几十年的持续投入，换来了今天纵横全球的科技帝国。
吃瓜群众们对联想也不必过于苛责，毕竟跟华为比，没几个企业可以不被碾压成渣。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华为的出现是民族之幸，它让我们在回答“中国人到底行不行”这个问题时，有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这就是民族的脊梁。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赞吧~
参考资料：
[1].《失去联想》，王育琨，2004年
[2].《联想局》，迟宇宙，2005年
[3].《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刘韧，2000年
[4].《联想做大，华为做强》，陶勇，2016年
[5].《华为三十年》，程东升，刘丽丽，2016年
[6].《痛苦的裂变》，蒋胜蓝，2000年
[7].《贸工技耽误了联想7年》，倪光南，2005年
[8].《华为研发》，张利华，2000年
[9].《华为往事》，刘平，2000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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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昨天的热点微博，有一句话点题：悔教夫婿觅封侯

第一次看林某某现场，如果华不出现的话，林确实算是有点迷幻唱法的男歌手。只是，出现了华，林的特色就不突出了。哎，娱乐圈就是这么残酷

小崔爆料手机导演等，不知还会爆料啥？
其实冯导差不多是导演中的首富了吧，为啥还要为了暴利继续拍手机2，这不是第二次揭开人家已经愈合的伤疤？
这会，人家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豁出去爆料，还不知道最后会爆出啥来。
那个韩流归国姓张的，被节目组爆料片酬7000万元，结果经常不到片场，节目组靠抠图来拍片。
我就说这些投资方为啥要助纣为虐？是不是钱太多了？找个这种花钱？自作自受。

爆料冯导，没想到误伤二冰。可能他的工作室和律师没有想到发声明就是变相承认阴阳合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公关人员一定要有逻辑思维和法律常识，一定要像下围棋一样，走一步算计几十步，否则的话就会被抓住漏洞。
哎，我有点乡愿，一方面希望小崔继续爆料冯导，但另一方面不希望二冰出事，二冰有今天的地位还是挺不容易的。这国家机器一开动，不知如何收场，会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顺便把那些小鲜肉的高价合同挖出来

薛云奎|华谊兄弟的购并宝典：市梦率原创： 薛云奎 薛云奎 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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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云奎
长江商学院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创办副院长、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创办副院长
01
引子
企业成长方式是选择购并增长还是内生增长，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购并的目标并非为了增长，而只是为了资本市场的梦想，那么，这样的购并就有些偏离正道了。2015年，华谊兄弟的两起购并，便有诸如此类的运作之嫌，最具争议的两个焦点：一是商誉，二是定价。事情虽过去久远，但后果却并未消除。
02
增长与购并
华谊兄弟（300027.sz），最早可追溯为浙江华谊兄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 年11 月19 日，注册资本500万元。两年后，注册资本增至5000万元。2008年变更为“华谊传媒”，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16亿，折1亿股。上市前的2008年3月扩增至1.26亿股，净资产2.48亿。
2009年10月14日公开发行4200万股，发行价28.58元，实际募资12亿元。2009年10月30日挂牌，挂牌当日以70.81元收盘，市值高达119亿。成功实现“三级跳”，初创-融资-上市，一跃成为业界“大哥大”。
根据最新发布的2017年业绩快报：公司2017年度销售收入38.71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8.28亿，总资产203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5.97亿，当前市值273亿。
根据华谊兄弟的利润表，销售收入从上市前的4.09亿增长至2016年的35.03亿，增长了8.56倍，平均复合增长率为30.78%。算是一家快速成长的公司。然而，根据华谊兄弟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规模从上市前的5.55亿增长至2016年的198.53亿，增长了35.76倍，平均复合增长率高达56.38%。

两相比较，资产规模的增长要远快于销售收入的增长，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司管理效率的大幅度下降。其资产周转率从2008年的0.74次下降为2016年的0.18次。究其原因，便是因为公司增长的驱动因子是持续不断的企业购并。
根据其年报信息披露：全资或控股公司的家数从2009年的6家，增长至2015年的87家，2016年虽略有减少，年报仅披露70家，但这或与公司购并策略重大调整有关，或与合并口径改变有关。参股公司数量在2016年仍然保持大幅度增长。2009年，参股公司数量为1家，2015年为45家，2016年达到58家。由此可知，购并构成了华谊兄弟自上市以来的发展主基调。

03
商誉及其定义
以购并方式成长的企业，最显而易见的副作用就是资产的增长远快于销售的增长，并伴随商誉资产的大幅度增加。因为商人都很精明，好企业不会卖一个坏价钱。买方除了买回来可识别资产之外，还会额外支付一个高昂的溢价，去收购一项不可识别的商誉资产。举例来说，甲企业收购A公司，A公司帐面可识别净资产价值100万，甲企业愿意支付1000万的代价来收购，那么，甲企业除了买回来价值100万的资产之外，还会买回来一项价值900万的商誉。所以，商誉不可以自创，只可以在将企业作为整体交易时产生溢价形成。有人说：商誉代表了一家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或良好声誉。它可以是公司品牌的价值，也可以是良好的客户关系，或者雇员关系，甚至是公司的专利权或专有技术，或者兼而有之。它与其他无形资产的区别就在于无法单独识别或定价。
04
华谊购并与商誉增长
商誉由于与企业整体有关，难以识别或分离，所以，只要被收购企业持续经营和增长，它就被认定为是一项永久性资产。除非被收购企业终止经营或经营恶化，会计师便会对永久性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一次性计提减值准备。
由于华谊兄弟自上市以来做了大量的企业购并，所以，其商誉增长便在所难免。不仅仅绝对金额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商誉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华谊兄弟上市前是0商誉，到2016年度末，商誉资产高达35.7亿，占总资产的17.98%。

05
案例：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2日，公司发布公告称，拟以人民币7.56亿元收购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有限公司70%的股权。这是一家成立仅仅一天、注册资本为1000万的空壳公司。其股权结构为：睿德星际（天津）文化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目标公司15%的股权，明星股东包括李晨、冯绍峰、Angelababy、郑恺、杜淳、陈赫共持有目标公司85%的股权。

也就是说，一家仅注册成立一天的公司，华谊兄弟便以10.8亿的估值，收购其700万元（1000万净资产的70%）的可辨认净资产。其溢价差额7.49亿，便成为华谊兄弟资产负债表上的商誉资产。

以高溢价的方式收购仅仅成立一天的公司，并将所支付的溢价列为商誉资产，这是否符合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和商誉会计的国际惯例或中国准则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因此，商誉作为资产，它必须有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作为支撑。一家仅注册成立一天的空壳公司又凭什么来支撑它的商誉高溢价呢？
其次，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经济资源。虽然明星艺人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但却并不受这家公司的拥有或者控制，而是反过来：股东拥有或控制这家公司。股东某天不高兴了，自然也可以放弃在这家公司所拥有的股权。股东既不受公司拥有或者控制，他又何以成为公司的资产呢？
第三，资产之所以有价，是因为预期会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那么，商誉的预期是什么呢？商誉是指超过企业可辨认资产价值以上的部分，它通常会被认为是企业在同等条件下，获得高于正常投资报酬率的能力或信誉。作为一家企业，东阳浩瀚仅仅注册成立一天，华谊兄弟又如何能够认定它具有“高于正常投资报酬率所形成的能力或信誉”呢？
也许有人会说：华谊兄弟之所以认定东阳浩瀚具有超能力，是因为它的“明星股东”及其承诺业绩。我丝毫不怀疑这些“明星股东”在演艺市场上的身价，也丝毫不怀疑他们所做出的业绩承诺：2015年度承诺的业绩目标是--明星股东为目标公司实现的当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9000万元，自2016年度起，明星股东承诺每个年度的业绩目标为在上一个年度承诺的净利润目标基础上增长15%。

但问题是：世界上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根据股东的身价或承诺来定价呢？2018年3月6日，福布斯官方发布2018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财富达到1120亿美元，成为世界新首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贝索斯成立一家公司，我们就可以将这家公司按照贝索斯的身价定价为1120亿美元来收购呢？这其间的逻辑显然是荒诞的。
或许，又有人会说：股东的身价虽不可定价，但他们的承诺业绩总是有效的，而且，华谊兄弟支付的市盈率也不算高。这诚然是事实，华谊兄弟收购东阳浩瀚的市盈率只是承诺业绩的12倍，要远低于华谊兄弟股票在资本市场上的定价，所以，这一买卖似乎仍然是合算的。但问题是：市场业绩的定价是市盈率，也就是企业实际盈利与股价之间的倍数，而承诺业绩却只是一种纸面富贵，最多算是“市梦率”，这与市盈率还是有很大差别。

06
案例：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
一个月之后，2015年11月19日，华谊兄弟将这一收购模式再次翻版，以人民币10.5亿元收购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冯小刚和陆国强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70%的股权。截止公告日，目标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36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9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0.55 万元。

一家净资产值为负的-5500元的公司何以被华谊兄弟以估值15亿元收购？这或许是地球上发生的最小规模公司的收购案例，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然，定价的依据依然是股东的承诺业绩。收购可以完全与会计报表或帐面净资产无关。这真是又为中国资本市场添加了一个经典中的经典案例。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丝毫不怀疑锁定“明星导演”或“明星艺人”对华谊兄弟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我也丝毫不反对这些“明星导演”或“明星艺人”因自己的超能力或声誉而获得超额的劳动报酬，我更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而对华谊兄弟管理层有任何敌意。但作为一名普通投资人或者一名吃瓜群众，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此类交易的肆意妄为。作为依靠明星导演和明星艺人吃饭的影视公司，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把这些“明星导演”或“明星艺人”作为公司的重要资产？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会计问题。它究竟算是商誉资产还是无形资产？这在会计领域极具挑战。其中既涉及到法律和伦理方面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到财务与会计的制度安排问题。

07
球员转会与无形资产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职业球员在不同俱乐部之间的转会，或许可以作为明星艺人交易安排和会计处理的重要参考。一家体育俱乐部可以从公开市场上去购买一位明星球员3年的服务合同，假设合同价格为3000万元，俱乐部并为此付出3000万元的代价。那么，这3000万元买来的服务合同便可作为俱乐部的无形资产。
为什么要作为无形资产而不是商誉呢？虽然3年期的服务合同与商誉一样，都是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但服务合同是可辨认和可单独分离出来的资产，而商誉则不然。再者，3年的服务合同作为俱乐部运营成本的一部分，必须在3年内摊销完毕，而商誉则不然。如前所述，商誉是一项永久性资产，勿需分期摊销。这就对当期盈利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家俱乐部花3000万买来的服务合同在3年内是否可以创造远超过3000万成本的收入，决定了这家俱乐部的交易是否明智？如果将其列为商誉，那么，我们便无从考察这项买卖的收入与成本了。因为成本变成了商誉资产，就成为暂时性的永久资产，于是，俱乐部当期便只有收入，没有成本。这项买卖在当期的财务报表上，看上去会十分合算。然而，当3年合同期满，该位明星球员要离开俱乐部时，俱乐部便需要一次性计提3000万的商誉减值损失，从而导致3年后巨额亏损。所以，将转会买来的球员作为无形资产而不是商誉，能够更好的计量公司收益与风险，也更加符合会计的稳健原则。
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及华谊兄弟未来的商誉减值风险。当东阳浩瀚与美拉传媒的业绩承诺期满，华谊兄弟似乎便会面临巨额的商誉减值，即使他们的承诺是无限期的，但由于明星导演或演员作为生物体也有自然的生命极限或创造力枯竭，同样会导致公司在未来的商誉减值风险。而企业作为一个持续经营的主体，则不会存在诸如此类的困惑。所以，这也许就是以上购并案例的存疑之处。

08
浩瀚与美拉是否履行对赌协议？
2016年11月24日，中国证券报刊发《华谊兄弟明星IP资本赌约解构》一文，质疑明星导演冯小刚不能完成对赌业绩。华谊兄弟董秘高辉独家对中国证券报表示，冯小刚拍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片酬已计入东阳美拉的营收。“此外，冯导还有很多代言收入，其实已经够了。”

那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华谊兄弟2016年的财报，以上两个案例的对赌业绩是否已经完成或可一目了然？根据东阳浩瀚股东的业绩承诺，2015年度承诺的业绩目标是明星股东为目标公司实现的当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9000万元。自2016年度起，明星股东承诺每个年度的业绩目标为在上一个年度承诺的净利润目标基础上增长15%，也就是说，2016年度的业绩为0.9亿*（1+15%）=1.035亿，而东阳美拉的业绩承诺是2016年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以上两项业绩承诺已至少超过2亿元。

根据2016年度华谊兄弟利润表,税前利润为12.88亿，而当年度减持掌趣科技等股权所获得的投资净收益为11.19亿，占税前利润的86.91%，而当年获得的以政府补贴为主的营业外收入1.15亿，占税前利润的8.9%。两两相加已达到税前利润的95.81%。扣减公司所得税费用2.94亿，税后净利润9.94亿，这其中无论如何再也容不下东阳浩瀚与东阳美拉承诺的不低于2亿元的税后净利润业绩。不知华谊兄弟依何会说:“冯小刚承诺的东阳美拉2016年度业绩已经完成”呢？

09
结语
看完华谊兄弟的这两起购并案例，我已然分不清这是电影剧情，还是现实生活。这是资本市场令人匪夷所思的真实存在，却又是比任何商战剧本更加梦幻的精彩戏码。或许，现实与戏剧本就是分不清的一回事。正所谓人生如梦，只要不曾醒来，虚幻的梦境便就是真实的存在。

从一开始就看出他的牙齿有点前突，有点龅牙，应该找牙医带一下牙套，内收一下，鼻根和整个鼻梁自然就会立体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