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的发生古书多言在尧舜时期，如《书·尧典》言尧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淮南子·本经训》言“舜之时，共工振涛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当作河）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树木”，皆极言洪水之大。据《本经训》的记载，舜时洪水已经淹到了空桑（今山东曲阜）一带，可见当时的鲁西南一带已经是一片汪洋了，故此时尧、舜分别命鲧、禹治水。

《吕氏春秋·爱类》言“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人们为了逃避洪水，“皆上丘陵、赴树木”，“赴树木”只是为了暂时逃命，而“上丘陵”却是为了长久地生存。所以，许多方国部落纷纷往高地上迁徙，主要就是一些山地丘陵。《书·禹贡》言洪水过后人民“是降丘宅土”，蔡沈《集传》说：“地高曰丘，兖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这些居人的高地丘陵也叫做“州”，《说文》曰：“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

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诗》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也。”后来禹治洪水，就把这些州确定下来，成为方国，故《广雅·释诂四》言：“州，国也”，即取此意。这也是《海内经》所说的“鲧禹是始布土，均定九州”的史实。“九”是多意，非实指。《庄子·天下》曰：“禹亲自操稾耜，而九杂天下之川，……置万国”，《淮南子·修务训》则言“禹沐浴淫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都是“均定九州”的意思，故“九州原并非就是指九个州。《太平御览》卷三十八引《真人关尹内传》曰：“万亿万岁有一大水，昆仑飞浮，是时飞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也”，这虽是后起的传说，但可间接说明当时人们上昆仑山的目的是为了躲避洪水。李锦山先生已指出：“在古史传说时代，人民定居于丘上，主要是防患洪水”[12]，其说甚是。

在齐鲁境内，最大的丘陵莫过于泰山，泰山高大广袤，有土壤可供耕种，有水源可供饮用和灌溉，有丰富的优质石料可供建造城郭住宅，有茂密的森林可供樵薪和畜牧，是最优越的居住地。所以，许多原居于鲁西平原一带的方国部族为躲避洪水迁徙上山，在山上建造城郭，开垦土地，以为长久居住之所。《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曰：“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建郭，以为固国”，当即谓此。故昆仑增城的建造，当自鲧始，至禹时已基本建成。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禹元年为公元前2070年，在位49年，则增城之建成亦在此段时间内当无疑义。

我国筑城的历史甚久远，张学海先生认为：“中国城的产生当在距今第七千年期。降到第五千年期，我国城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龙山时代城，数量剧增，规模扩大，出现了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城，乃至成百万平方米的超级大城，形成了不同等级，产生了原始城市。”[13]而鲧、禹时代已经处于龙山文化时代末期，此时人们能在泰山上修建较大规模的城郭已经不是什么希罕事了。我想增城的全体建筑或主体建筑应当是在泰山的第三级上，特别是岱顶上，岱顶地势相对平坦，且面积较大，可建立起较大规模的城市，故此级以“增城”名之。

由于四千多年来泰山地区人类活动频繁，泰山南坡上的建筑兴废更迭至为剧烈，故增城的遗迹今已不复可寻，但如果能对泰山南坡做一番深入全面的考古考察，可能仍会有所收获，极有可能发现一些龙山文化城或岳石文化城的遗址。

泰山上为沙质土壤，土层肥厚，颇利耕种，且山上有水源，有灌溉之利，故在泰山上耕作，古今皆然。由于近年来国家保护泰山景区植被，泰山上的农田多已退耕还林，但在其附近的一些山岭上仍有许多农田（梯田）。实际上在山上的农田古代皆可曰县圃，不徒昆仑也。如《西次三经》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郭璞注：“平圃，即玄圃也”（洪兴祖《离骚补注》引郭注作“平圃，即悬圃也”，作悬是）；又《穆天子传》卷二曰：“舂山之泽……先王所谓悬圃”，皆是其证。大约当时昆仑虚（泰山）上可耕种的田地大部分集中在第二级上，故其第二级以“县圃”为名。

由夏之初民在山坡上开垦县圃之事可以明白禹父鲧被杀之理由。《海内经》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地形训》作“息土，高诱注：“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二人之说皆诞，不可据为典要。实际上，息壤即息土，谓衍沃之土，《大戴礼记·易本命》曰：“息土之人美”，郑玄注：“息土，谓衍沃之田也。”

盖当时尧遭洪水，人赴丘陵而居，在山上开垦田地而得食，山地多瘠薄，衍沃之土甚为宝贵，鲧治洪水，不分轻重，挖掘了县圃里的沃土去堙塞洪水，破坏了耕地，影响了人民的生存，故“帝乃震怒，不畀洪笵九畴”（《书·洪笵》），“洪笵九畴”前人多以《河图》、《洛书》为说，附会之谈也，实应是指在泛滥的洪水中可以耕种的九州之田土，《说文》：“畴，耕治之田也”，遗迹“州”，《说文》言“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之”，故“九畴”即九州之耕治之田；不畀，不与也。

以理推之，鲧自己的部族本有县圃，因为他破坏了帝之县圃，所以帝也褫夺了他的田土，并令祝融把他流放到了羽郊而杀之。到了禹时，洪水已经渐退，人们开始“降丘宅土”，山上的田土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新居的平原上有些有水的低洼处仍需要堙塞，于是禹才掘了山上的息土来堙洪水，此举已不会影响人们的生存，反成其治水之美，此即《海内经》所言“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的意思。

（3）阆风与樊桐：《地形训》以为昆仑虚的第一层也就是最下面一层名凉风之山，《穆天子传》注引作“阆风”，《离骚》也作“阆风”，《十洲记》说昆仑上有“阆风岭”，殆本此，阆、凉音近而假。《说文》：“阆，门高也”，《文选·张衡〈思玄赋〉》注引《字林》曰：“阆，高貌”，“阆风”可理解为“高风”。“阆风”既见于《离骚》，而且说济白水即登阆风，可知昆仑第一级古本名“阆风”，白水疑是今天的泮河，渡过泮河即到泰山也。唯为何名第一级曰“阆风”不甚可晓，抑言昆仑之高大而多风与？抑或与增城有关，因为阆的本义是“门高，可能与增城的城门有关，此事容后深研。

《崑崙说》以为阆风是昆仑的第二级之名，第一级名曰樊桐，一名板桐，此说乃本自《山海经》，《海内北经》曰：“昆仑虚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毕沅《新校正》曰：“《淮南子·地形训》有樊桐，云‘在昆仑阊阖中’，高诱注云：‘山名，樊读如麦饭之饭。’《广雅》云：‘昆仑虚有板桐’，《水经注》云：‘《崑崙说》曰昆仑之山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案：氾、樊、板声相近，林、桐字相似，当即一也。”今按：樊桐当作樊林，亦即氾林，《地形训》原是本《海内北经》为说，但把“林”误写作“桐”，后人皆本之为说，实误。

（四）帝之下都与黄帝之宫
据《山海经》记载，古代祭祀上帝之所即神山昆仑之虚，《山海经》中说它是“百神之所在”的“帝之下都”，郭璞注云是“天帝都邑之在下者”，袁珂《校注》则曰“郭注天帝即黄帝”，其说甚是。其实这个“都”不应该理解为都邑，《一切经音义》二十一引《字林》云：“邑有先君之宗庙曰都”，《穆天子传》就说上面有“黄帝之宫”，盖即祭祀黄帝的巨大宗庙，《诗·云汉》曰：“自郊徂宫”，郑笺：“宫，宗庙也。”《庄子?至乐》云：“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这个“休”应该是“凭神”的意思，黄帝之宫有黄帝之神主，乃黄帝之神所凭也。所以《山海经》中的“帝之下都”与《穆天子传》中的“黄帝之宫”是一回事。

《地形训》说昆仑之第三级“乃维上天，是谓太帝之居”，《崑崙说》亦以为“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那么这个“太帝”是谁呢？《史记·封禅书》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悲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文同，唯“太帝”作“泰帝”，而《世本·作篇》云:“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可见古书的“太帝”就是黄帝。